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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2006年的帷幕落下的時候，我們并沒有打住一個新鮮的話題：中國文化走出去。這個話題至少包括必須走出去和怎樣走出去這樣兩個方面。
中國文化甚為復雜宏大，實際上連定義都不是那么簡單的事情。但是，我們可以確認它歷來是一個運動的形態。這又包括內部的運動形態和外部的運動形態。這二者事實上是很難截然分開的，后者主要是說它一直在和外國文化處于交流和交換的關系之中。它的生命力正在于此。一個封閉的文化體系是一個走向衰落必然消亡的文化體系。這樣的封閉和衰落不光是源自一種文化的拒絕吸納的本性，也是源自它的拒絕輸出和拒絕交流交換的本性。
有人做過大致統計：“自從16世紀西歐傳教士大批來華開始，在海外陸續發表的中國學書簡、筆記、報告、論文、專著、譯著、根據書和教科書，以及外人在華發表的中外文中國學著作，據保守的估計，文獻量累計不會少于20萬種。內容非常廣泛，舉凡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的所有部門，中國古代和現代自然科學與技術的各個領域，都在他們的研究視野之內。中國的三教九流，三百六十行，都有專題著作。按時間跨度說，上下數十萬年，都有專題研究。”這樣的狀態，可以看作是中國文化的另一種“走出去”。它屬于外面的人把中國文化往外搬。而走出去的中國人，以及走出去的中國文化，特別是五四前后，那也是歷史上最多的。
文化的進出口反差之大，其實是有“歷史積淀”的。所以，我們要求一下子扭轉這種局面，其實是不現實的。文化形態的不成比例，還是多方面的。比如海外中國學和中國人的中國研究，又比如海外中國學和中國人的海外研究，還有當年的中國文化形態和當今的中國文化形態，以及當年的走出去和當今的走出去，都有巨大的比例上或其他方面的反差。由此形成挑戰和機遇，由此推動21世紀的中國文化走出去。
中國文化走出去是我們的歷史使命，是我們的時代命題，也是我們面臨的巨大困難。走出去不是一句空話：內容為王。在我看來，文化內容恐怕不能主要靠“國粹”。“國粹”固然重要，但是最重要的還是文化創新。并且要讓其中一部分文化創新成為中國自己的“具有國際傳染性的學說”，要讓一部分文化創新成為“出口的”“思想觀念”。在我看來，文化創新是自主創新的一個最主要部分，而不應該把科技創新看作是最主要部分。光是輸出“國粹”顯然是不行的，也是不可能的。換言之，“國粹”也要創新。不僅僅是形式，也包括內容。這樣的“國粹”才是真正的“國粹”，也才能夠走出去。最大的“國粹”其實不是四書五經，而是漢語(中文、華文、華語)。我們現在有100多個孔子學院，我們需要1000多個甚至將來10000多個。漢語走出去是最大的文化事業，也是最大的文化產業。
(本文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