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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12-21 馮維江（中國社科院亞太所博士生） 來源:新京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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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層次看，股票期權倒簽丑聞，反映的不僅是股票期權制度本身的缺陷，而且還涉及到會計制度、市場監管、法律制度等方面的漏洞。
有人不無揶揄地道出，所謂專家，就是享受著源自信息不對稱的收益，同時還竭力擴大不對稱性以謀取更大利益的那一撮人。這個定義雖然有些尖銳，但卻道出了某些行業內部人瞞天過海、公器私用的真相。近日美國企業界吵得沸沸揚揚的“期權倒簽丑聞”就是一例。
用期權來激勵管理人員，即在規定時間內以約定價格（亦即行權價格）將公司股票出售給管理者，如果公司市值上升，股票期權持有人即獲得收益，反之則持有人也不能獲利。這種激勵方式將管理者的收益和公司的長期增長捆綁到一起，同時還降低了公司即期現金流出節約了成本，本來是各方受益的好辦法，但一些企業“創造性”地濫用了這種方法，利用自己相對于公眾投資人的信息優勢，對管理層特別是高管人員實施以“額外的補貼”。
公司股票行權時不按照當期市場價格出售，而是事后在過去一段時間內選擇一個最低價格倒填股票期權授予日，從而讓管理人員在期權授予日已經被給予了收益。
表面上看，這仍然是公司為留住人才強化實施的激勵機制，高管人員不必與公司所有人一起承擔相應的風險，就可以有保障地獲得一定的利益。但是問題在于，風險要么順時間軸線向后遞延，要么延空間分布向外分散，不可能憑空消失，原本由高管人員承擔的那部分風險到哪里去了？不難發現，這部分風險以較為隱蔽的方式，分散到了那些以相對較高價格持有公司股票的公眾投資人頭上。因為少部分人的利益而讓其余的投資人承擔不正當的風險，這恐怕是令這種激勵機制在美國淪為丑聞的重要原因。畢竟，以犧牲公眾投資人利益為代價來激勵管理層，且是利用公眾處于信息劣勢的地位來實現，已經觸及了市場經濟的道德底線。
期權倒簽之禍害還不僅在于犧牲了公平，它還會誘發管理層的道德風險。在公司中，投資人很難對管理層的具體行為進行完備的監督，管理者完全有條件實施一些不為人知的操作來獲取利益，同時還能免于承擔責任。期權倒簽中，管理者可以選擇一段時間內的最低價格作為行權價，這意味著從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角度考察，他們完全有理由期待在可選擇期間內公司的股票出現下跌，以此保證自己能以更低的價格獲得公司股票。
盡管這種想法顯然有悖于公司成長和公眾投資人利益，但對高管人員而言，完全存在低成本落實這種想法的可能性。
深層次看，股票期權倒簽丑聞，反映的不僅是股票期權制度本身的缺陷，而且還涉及到會計制度、市場監管、法律制度等方面的漏洞。安然事件已經表明，經理人對操縱公司經營利潤上表現出比提高公司經營績效更高的熱情，公眾投資人和監管當局對此應該抱有足夠的警惕。
期權倒簽丑聞的暴露，不宜被視為孤立的事件，特別是暴露之后的矯正措施，不能采取“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方式來對待，而應當提倡中醫所謂的“整體療法”。在激勵機制設計和實施、企業信息采集和披露、企業日常經營、資金調配、利潤分配以及其他重大決策之間，設立完善的業務防火墻，隔絕各職能部門和高管人員之間特殊利益輸送的渠道，增進企業決策和實施的透明度，從機構監管和公眾監管兩條路徑完善監督管理體制，等等。這些措施的綜合實施，或者有助于管理層激勵制度在兼顧效率與公平的意義上，不斷進步和完善。
前車覆轍，不可不鑒。美國發生的丑聞在別的對方也可能出現，特別是，我們傳統上習慣了不齒于那些不愿拔一毫以利天下的人，但卻往往更多是被那些拔天下之毫以利己的人所蒙蔽，實則后者更不可原諒。為此，要求在企業激勵制度設計方面未雨綢繆，以防范犧牲公眾利益的“超額激勵”，并不苛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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