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4月中旬發布最新房地產調控政策至今，市場的主基調就是觀望。在觀望的背后，乃是開發商與政府之間的暗中較勁。開發商挾資金以自重，意圖通過“拖”的策略來逼政府讓步，最后放松或取消調控，畢竟，曾經逼退政府的成功經驗鼓勵他們這樣做。但近日國稅總局一紙通知讓“調控從嚴派”感到鼓舞，在“從嚴派”看來，嚴格清算土地增值稅有利于瓦解開發商手中的資金王牌，而這將促使其盡快繳械投降，降價促銷，如此則大大有利于盡快達到調控目標。
　　先不論此輪調控目標定位是否妥當以及調控成效的好壞，單是十八般調控武器中的土地增值稅，就大有令人置疑之處。土地增值稅是有史以來最系統的一次稅改——94稅改的一個組成部分，此稅的引入，最大立意就在于限制房地產商的暴利，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漲價歸公”機制。作為增值稅，它的稅基是開發商賣房價減去成本價，即土地開發增值的部分，最高稅率達到60%。但令人難以置信的是，該稅竟然一直沒有認真執行。盡管在2006年的某輪調控中有關部門出臺了有關的操作細則，但仍然沒有落到實處。
　　土地增值稅涉及從土地購買到房產銷售的整個過程，要算清應納稅額，必須等到銷售完成，因此很多地方是按2%比例進行預征，但問題是，很多地方預征完了之后就不了了之。由于近些年來房地產開發利潤畸高，如果按增值稅暫行條例去征收的話，那些利潤高達200%、300%的開發項目將觸及到60%的最高稅率，如果依法進行清算，實際繳稅額將是預征額的十倍到數十倍。據一家媒體的大致計算，僅深圳一市的未清算土地增值稅就有數百億元，而更有專家估計，從2005年到2009年，由于沒有嚴格依法清算，全國土地增值稅流失達到了2.52萬億元之巨。
　　在這些數字面前，聽到有關部門將清算土地增值稅作為一項調控手段的消息，不論是普通國民還是“調控從嚴派”，真不知是該感到高興，還是該感到悲哀。
　　眾所周知，稅收有三大特性：強制性、無償性、固定性。強制無償易于理解，通過合法程序確定的稅收，你交也得交，不交也得交，納稅不是錢貨兩清的市場交易，而是一種無償的義務。固定性則是指在某一稅法下，征稅的多寡是確定的，由不得征收機關想征就征想不征就不征，想松就松想緊就緊，進行隨意的自由裁量。驗之于上述稅收三性，不能不說土地增值稅完全與之背離。
　　作為一項由國務院發布的稅收法規，相關稅收部門在執行中理應不超標不打折，不管經濟環境如何變化，只要相關的稅法條文沒有失效，就應該嚴格遵循。如若法規已不再適應變化了的經濟形勢，那也應該通過法定程序予以修改或廢除。這是任何一個法制國家都遵守的執法原則，也是維護法律法規嚴肅性的內在要求。倘若由執行者掌握執法的自由裁量權，任由其“根據經濟形勢”彈性執法，那么法律將成為橡皮泥，從而變得毫無尊嚴。
　　對土地增值稅的彈性處理，表面看充滿“人情味”，但實際上會在多方面產生嚴重危害。除了直接令法律法規失去嚴肅性，縱容政府濫用權力，背離依法治國的理念之外，它還極易被利益集團所利用。既然稅法成了橡皮泥，都可以拿來博弈，作為強勢利益集團的開發商自然不會放過游說和干預的機會，而一到博弈的關鍵時候，開發商集團總能夠在法不責眾和保持“行業健康發展”兩大盾牌保護之下獲得勝利，嘗到甜頭后他們自然會一而再、再兩三地與執法者博弈，以謀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如此反復，整個土地增值稅法規成了空文，成了兒戲和它們手中的玩偶。此次國稅總局再次強調清算，很多開發商還是不把它當一回事，就是長期未能依法執政留下的惡果。
　　土地增值稅被架空導致的另一項后果就是嚴重的分配效應。眾所周知，近些年房地產市場的畸型發展已產生強烈的分配效應，房地產已成為財富再分配的一個重要工具。但是，很少人認識到，這些嚴重負效應本來是可以通過土地增值稅部分緩解的。通過某種漲價歸公機制，國家分享公共資源的增值，由此減輕普羅大眾的稅務負擔，如果土地增值稅能實現其設計初衷的話，顯然有利于收入分配的改善，但被架空的增值稅使得這一初衷徹底落空。政府、開發商、普通民眾之間的利益分配關系，也因名存實亡的土地增值稅而被極大地扭曲。
　　當一項本身就具有法律地位的東西被當作政策手段來突出強調時，普通民眾其實應該感到的是悲哀，因為這很可能說明他們的利益此前已在法律被自由裁量的過程中飽受侵害。這經驗不僅適用于土地增值稅，也適用于其它法律法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