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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最低工資標準從今年4月1日起再次上調。這對處于社會底層的就業者來說無疑是好事，但對那些勞動密集型企業而言，也會帶來一定壓力。近日參加了一個關于物業費的研討會，明顯感覺到物業企業的憂慮。
先輯錄一組數字：上海自1993年開始實施最低工資標準以來，調整了18次，從最初的210元到今年的1120元，增幅逾5倍；從1997年至今，消費指數以年均3.5%的比率上漲，其中僅水費漲幅逾13倍；上海大多數小區的物業管理費多年來幾乎未動，每平方米均價商品房為1.10元，售后公房僅0.23元；上海企業為職工支付的社會保險（即“四金”）占工資的43%，物業公司的人力成本占總支出比例的60%……
面對勞動用工成本的急劇上升，物業公司單方面能做的也許只有內部挖潛、服務縮水和拋盤走人這三招。據有關方面的統計，由于入不敷出，本市已出現了幾十個無人管理的樓盤，嚴重影響到了業主的生活。不能建立正常收費機制的后果，必然是業主和物業公司兩敗俱傷。
老百姓能認同水電煤的周期性調價，對家里鐘點工、保姆的加薪要求多半也來者不拒，難道就真的不能接受“物業服務是一種商品、也需要按質論價”的市場理念嗎？非也。關鍵在于從住房改革造就業主的那一刻起，我們始終沒有意識到尊重業主自治權的重要性。買了房子公共部位被侵占，請了管家小區財務不公開，選舉業委會結果被操控，享受同等服務收費卻不同——一言以蔽之，在“我的物業我卻做不了主”、還不得不辛苦維權的現實面前，別說讓業主調價，能按原來的標準收到物業費就不錯了。
可喜的是，上海有一些小區已在探索行之有效的收費機制。而成功者的共同特征就是業主整體素質較高、有一個通過民主選舉產生的有威信、有能力的業委會，合作的物業公司管理規范財務透明。對政府職能部門來說，如何幫助業主與物業總結、健全、推廣這種機制，是刻不容緩的課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