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適用房又曝丑聞。在日前深圳第二次保障性住房申請受理過程中，全市過百政府機構人員通過初審，其中有人居然現在住著豪宅。此消息一出，輿論嘩然，更惹得眾多媒體跟蹤報道，而當地監管部門卻說不出個所以然。
　　時光仿佛又倒退了好多年。經濟適用房源于1994年《國務院關于深化城鎮住房制度改革的決定》，之后折騰好幾年，建設規模一直沒上去。1998年房改文件（23號文）中提出經濟適用房應占據住房供應的主導地位。遺憾的是，地方政府并沒把中央政策當回事，經濟適用房新開工量占全部商品住宅新開工量的比重從2000年21.8%的一路降至2007年的6.1%。
　　更讓中低收入家庭惱火的是，經濟適用房供應量原本已大幅縮水，可富人、官員卻擠破頭皮與他們搶食，幾乎各地都有開著奔馳、寶馬認購經濟適用房的現象發生。2007年新修訂的《經濟適用住房管理辦法》出臺，準入標準和管理更加嚴格。2008年國務院“131號文”又提出全國三年新建400萬套經濟適用房。可即便是在中央如此重視的情況下，在一線城市的深圳，官員依然大搖大擺地搶食。
　　至于法規監管更弱的二三線城市，就更難奢望執行效果了。實際上，近些年來，某些中小城市只有公務員房，沒有經濟適用房。免土地出讓金、減相關稅費的經濟適用房，白紙黑字寫著是給城鎮低收入住房困難家庭的，怎么就成為政府機關、事業單位的福利房了？
  　深圳案例表明，在經濟適用房分配這件事上，防官員（公務員）的難度遠大于防富人。這就牽出一個深層次的問題：經濟適用房制度到底能不能真正惠及中低收入群體？如果天生就沒招兒，那么，這一制度是否還有存在的必要性？
　　從經濟學上分析，任何補貼窮人的政策，都會出現“搭便車”的現象：不符合準入標準的人千方百計“蹭便宜”。政府要做的是，選擇更優的補貼方式，盡量減少這一現象。就經濟適用房而言，天生就難以避免“被占便宜”。因為這是一種實物補貼，而且分配的是一種價值巨大、增值速度快的產品——住宅。
　　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國家辛辛苦苦地搞住房體制改革，除了1997年為了應對亞洲金融危機、尋找新的消費熱點和新的經濟增長點的原因外，最主要的目的還是破除“領導住好房、老職工住小房、新職工沒房住”的不平等現象。現如今依然還有官員堂而皇之地享受經濟適用房的高福利，實在值得深思。
　　放眼看國外。二戰之后，在住房短缺、民眾不富的背景下，發達國家都曾經歷過大建平價房（社會房）的階段，但上世紀70年代后，紛紛減少實物補貼，轉而以貨幣化補貼的方式，扶持中低收入家庭購房或租房。歐美國家的經驗表明，在住房保障方面，“補房貼”優于“補磚頭”，即便是補貼房租，把錢補給房東又優于補給租客。
　　當然，我國的現實是，過去十幾年經濟適用房建得太少，遠沒達到發達國家的水平，就是離香港地區，也還有較大差距，截至2009年3月底，居屋（相當于內地經適房）覆蓋了全港總人口的16.3%。按上海到2012年建設30萬套的高標準，屆時全市享受經濟適用房的家庭數也只占全市城鎮家庭數的6.23%左右。
　　因此，雖然經濟適用房先天不足，未來必將慢慢淡去，將其在住房保障中的主角地位讓給廉租房和公共租賃房，但眼下還不能完全廢除。那么，各級政府需要做的，就是“站好崗、把好關”，盡量把“虎狼”擋在“羊圈”外。國家已讓78家央企退出房地產業，地方政府更應讓本地公務員們（除了極少數真正困難的）遠離經濟適用房。
　　去年以來，上海市在閔行區和徐匯區的經濟適用房認購居民申核中，花了大力氣，想了很多好辦法，通過勞動人事、公積金、稅務、公安、交通、銀行、證券等多部門的政務信息進行嚴格核查。從實際運行情況來看，申請家庭的住房面積和經濟狀況不符合條件的檢出率分別達到15%和25%左右，與以往單獨依靠傳統核查方式的檢出率（小于3%）相比，有了大幅提高，保證了住房保障資源的公平公正分配。這一點，相信可以推及全國。

（作者系房產研究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