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國企進軍房地產行業遭到的質疑，國資委分配局局長熊志軍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0年年會召開間隙對媒體表示，國企進入不是導致高房價的決定性因素，國企在受“夾板氣”，對此，他建議征收暴利稅來控制房地產行業的利潤。
　　開征暴利稅，對超過房地產企業社會平均利潤率的部分依法征收80%以上比例的暴利稅，這樣即使開發商或炒房者無暴利可圖，房價自然趨于平穩。作為類似于個人所得稅的公平調節企業盈利所得的一種懲罰性稅種，由于暴利稅的這種平抑房價的模擬效果非常明顯，暴利稅因此受到了希望平抑房價的各方人士的廣泛青睞。
　　不過，要訴諸暴利稅征收實踐，真正通過征收暴利稅來平抑房價，筆者認為仍然任重道遠。一方面，立法需要有一個過程，作為征收暴利稅的前置條件，《反暴利法》的制定八字還沒有一撇，目前尚處于理論階段。如果算上一部法律的立法周期，那么要等到《反暴利法》出臺再對房價進行稅法調控，恐怕是來不及的。另一方面，一部法律的實施需要事實經驗和法律經驗，而中國當下既無相應立法經驗，也無類似法律實踐經驗。
　　筆者并不反對開征暴利稅，甚至認為這是我們今后發展過程中最重要的一項法律政策儲備，盡管其需要立法準備的時間很長。
　　“法貴嚴謹”、“政在務實”，對于房地產調控，鑒于其已急如星火，筆者覺得還應充分挖掘既有的法律調控政策，譬如就稅收法律調控來說，從嚴執行四級超率累進稅率的增值稅征收政策，強化土地增值稅的清收就是一個相對有效的辦法；而對于市場參與主體調控來說，國有企業參與房地產的范圍和界限應被國資監管部門以行政法規或規章的形式迅速厘清，國有企業應全面退出商業房地產領域而重點加強保障房建設；畢竟，國有企業的特殊地位決定特殊使命，一個連保障房或安居工程都沒有建設充分的國家，其國有企業尚在非保障房的商業地產領域廝殺，不管該國有企業創造了多少利潤，都是很難被老百姓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