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資委分配局局長熊志軍日前建議，對房地產業進行嚴格的利潤成本核實，征收暴利稅控制開發商利潤。消息一經披露，立刻引來鋪天蓋地的媒體評論，其中絕大多數論點都表明反對立場：一是開發商的真實成本難以核算；二是有可能進一步推高房價。
　　關于核算開發商的真實成本問題，其實并不難。比如德國各類地產價格并不是由房地產商說了算，也不是由政府說了算，而是由獨立的地產評估師來評估認定。評估師對自己的評估結果負責30年，對評估中的錯誤負有法律責任。除了私人評估師外，德國還按照聯邦建筑法成立了各地“房地產公共評估委員會”，其職責之一便是負責制訂當地“地價圖”的“基準價”或者“指導價”。這為不同地段、不同類型的住房制訂了詳細的“基準價格”，這類指導價具有法律效力，所有房地產交易有義務參照此執行，在合理范圍內浮動。（3月22日 《環球雜志》）

　　可見，確定開發商的成本，并無技術難點，關鍵是要構建第三方的地產價格獨立評估機制。否則，鑒于當前地方政府和房地產開發商的微妙聯盟關系，單靠政府或開發商，是永遠不會公布真實的房價成本。而這恰恰是部分評論者的擔憂所在。
　　其次，暴利稅會不會推高普通商品房價格，關鍵要看如何操作。筆者認為，在建立地產價格獨立評估機制的基礎上，對于中低價位的商品房和保障性住宅，不僅不征暴利稅，還應給予大幅減稅甚至免稅，減少這些項目的成本。反之，對于高端項目，房價越貴稅收也越高——開發商愿意賣10萬/平方米也可以，每平方米征收5萬的暴利稅；愿意炒房也可以，你炒一套房子我征你50%、80%的稅——這不違背市場經濟的基本原則，因為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拿來炒的。
　　至于開征暴利稅以后多出來的稅收收入，政府應用來補貼中低收入群體的購房需求，加大保障性住宅的建設。如此，暴利稅不僅不會推高普通商品房的價格，還是一種非常好的調節貧富差距的手段。
　　至于還有極少數官員擔憂暴利稅會削弱房地產業活力，影響經濟發展。筆者認為，這種擔憂要么純屬多余，要么就是別有用心。比如去年汽車購置稅打了五折，但是去年汽車購置稅總額本身是增長的。同樣道理，房地產業只要真的健康了，房價降下來以后，對整個GDP的拉動可能更大，因為市場確有需求，很多人不愿意蝸居、不愿意住集裝箱。但是房價與我們收入遠去的時候，我們只能無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