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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國務院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副主任邵寧在回應“央企都退出房地產市場”時表示，如果不能解決供給與需求的問題，房價不會有太大變化。邵寧認為，調控房價需從供給與需求兩個角度去采取措施，尤其是抑制投資性需求，現在的招拍掛制度必然產生“地王”，“因為是競爭，不管是誰最后拿到，都會成為“‘地王’”。“不能因‘地王’而否定招拍掛制度”，他表示，這是一個好制度，因為它是透明的，是陽光的，是競爭性的，它可以防止暗箱操作，可以防止腐敗。（3月22日
《新京報》）
其實，應該承認，一段時間來，央企造“地王”行為之所以引來社會質疑，并在某種程度上成為社會對市場高房價不滿的“出氣桶”，其中原因也許真的不在央企是否參與土地拍賣，甚至也不在目前的招掛拍制度有多大的缺陷，而關鍵恰恰或許是在于房地產市場的行政責任與市場競爭的區分，及當前房地產市場中的官商不分。
首先就行政與市場關系講，眾所周知，由社會群體的各自不同收入水平所決定，在住房上也會出現不同、甚至于差別很大的需求。而這種不同的住房需求，就應該要由多責任主體，不同層次的社會與市場供給來滿足。就此就以為社會抱怨的國內居高不下的房價來說，固然不能否認其中是有“地王”因素的影響。但只要是稍有公共常識的人都應不難發現，與“地王”對房價的影響相比，更為重要的無疑應該是解決住房供給問題上責任不分。因為誰都知道，住房本身是一種兼具商品與公益性質的產品，可以說，當其作為商品時，應由市場主體在公平市場環境中通過競爭形成；而當其作為公益產品時，應當依照社會公平原則并由政府承擔供應責任，顯然也是理所當然之事。而與此相對照，也是現在最為關鍵的問題是，也許正是源于相當一段時期來，在住房供應主體上的責任不清，或是還有公益性住房供給的滯后，加上包括土地在內的房地產市場缺乏真正公正的競爭環境，才可能是社會公眾對房價、對央企“地王”普遍不滿的根本原因。
再以行政責任角度看，無疑按現代社會要求，政府應該在市場監管、經濟調控、社會公正、公共服務等方面作出更大的努力，才能真正找到解決當前社會的住房問題的辦法。因為其中道理很簡單，只要當政府將公益性，也就是提供保障性住房的責任擔起來，并在房地產市場制度的公平性建設上作出更大的努力，那這一方面，在結果上可以在厘清住房供應不同主體的同時，使保障性住房與商品房的供應責任得到明確區分；另一方面，如果有了房地產市場公平制度環境，相關的房地產資源也才能實現優化配置的市場化目標。否則，責任不明，主體混淆的結果，就如人們現在所見，可以說無論是社會還是市場，誰都會對當前的房地產市場與房價充滿著不滿與抱怨。
所以，面對上述國資委官員對央企“地王”及其招掛拍制度所作的解釋，筆者真想說的是，“地王”背后的真正問題關鍵或許還在于行政與市場關系劃分，在于其中區別性責任的承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