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全國各地召開“兩會”的時節。在各地行政首長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當中，出現不少新鮮的、引人關注的內容。如今的地方“兩會”，開得越來越實在、越來越有內容，這是人們的一個普遍感受。
　　作為首善之區，北京市最近推出的一些舉措，吸引了全國的注意力。比如，在北京“兩會”前夕，北京市委書記劉淇明確表示，北京“政府將把一級土地出讓收入的一半以上，約300億元返還到保障性住房的建設當中”；在“兩會”當中，北京還首次將政府土地出讓金收入寫進財政報告，以便人大代表監督。
　　這兩個舉措，看似平平常常、理所應當，實則體現出了當政者的一種魄力，反映出北京的選擇與擔當。無論從哪種意義上，我們都應該給北京的這些舉措以掌聲以喝彩，同時也認為北京給其他地方樹立了榜樣。
　　不必諱言，在過去的數年里，“土地財政”一直是地方政府運行過程中的關鍵詞之一。地方財政在相當大的比例上倚賴賣地收入，成為許多地方政府共同的特征，或者也可以說成是共同的偏好。
　　數據顯示，今天眾多主要城市的土地出讓金收入均實現翻番。土地出讓金在部分地區接近地方財政收入的一半。若再加上建筑業和房地產帶來的相關稅費收入和土地為抵押獲取的債務收入等，不少地方政府通過土地運作取得的收入占其財政收入的一半還多。很明顯，“土地財政”已不是一個中性的詞匯，其中反映出了許多地方財政收入結構的亞健康或不健康。人們也已認識到，依靠“土地財政”維持城市經濟發展，是一種竭澤而漁的短視行為。
　　現在，不少地方領導都在強調，要告別對土地收入的過多依賴與偏好，通過調整經濟結構、改變發展方式來獲得財政收入結構新的平衡。當然，這只是“土地財政”問題的一方面，問題的另一方面在于，各地賣地所得收入究竟該怎么花？這涉及到的是土地出讓金收入的管理與分配。
　　一般而言，土地出讓金收入會被籠統地闡述為用于城市建設和土地開發，大抵有“取之于土，用之于土”的味道，在財政管理上，也會被要求進入“收支兩條線”管理，上繳入財政局專戶。當然，賣地收入也有成本，有些地方就規定出讓土地使用權收入總額（含各種出讓形式的收入）的30%為土地出讓金收入，70%為前期開發成本。不過，土地出讓收入是否都用到了該用的地方？這是要打問號的，甚至可以說，很多時候用非所用。
　　近幾年，全國各地房價飛漲。從政府調控的角度，加大土地供應量、加大在保障性住房上的投入，是較為有效的政策選擇。但是，回過頭去看，許多地方在保障性住房上的投入遠遠不足。土地出讓金中若是有10%的比例用在保障性住房上，往往已是非常高的比例了。很多地方一邊喊著財政困難，一邊減少了在保障性住房上的投入。
　　在這樣的背景下，北京決定一級土地出讓收入的一半以上（約300億元）返還到保障性住房的建設中，確實決心很大，魄力很大。有人測算,北京2010年保障性住房的投放比例預計將在2009年的基礎上再提高12%。如此大的增量，無疑將對北京未來房價產生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同時，將土地出讓金收入寫進財政報告，也將使“土地財政”更為透明，更便于其他方面的監督。
　　現在的關鍵是，如何采取切實措施保證巨額資金返還到保障性住房的建設中。必須指出，過去有些地方政府官員也曾有公開承諾，盡量為改善民生提供更多的、更豐富的公共產品、投入更大數額的財政資金，但是，人們后來發現，承諾未能兌現的，并不鮮見。因此，北京市委市政府的決心令人關注也就不奇怪了，人們當然也更期待，這樣的民生舉措最終能夠落到實處。
　　還要提醒的是，民生工程是系統工程，往往涉及到多個方面，要保證這項實事做好，就需要各個環節協調、配合。比如，保障房的分配環節，就有待于改進工作。過去在經濟適用房的分配方面，曾出現過一些問題。經濟適用房小區里停滿了奔馳車的現象，或有所夸張，但基本反映出了分配環節的灰色意味。另外，保障房的建設同樣需要有長遠的規劃配套，而不能出現如福州一所投資1500萬小學新完工即面臨拆遷的問題——那樣的情形，可真是讓人無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