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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12-29 作者:林伯強 來源:第一財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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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本哈根會議落幕。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世界主要經濟體在減排量以及發達國家幫助發展中國家的義務上，還存在比較大的分歧。
從發達國家發展過程可以看出，工業化國家經濟發展與碳排放關系一般都需要經歷碳排放強度、人均碳排放量和碳排放總量的三個“倒U”形曲線。不同的國家碳排放高峰所對應的經濟發展水平存在很大差異，說明了經濟發展與碳排放之間不存在確定性。
從那些跨越了碳排放高峰的發達國家或地區來看，碳排放強度高峰和人均碳排放量高峰之間所經歷的時間，有人估計在24～91年之間，平均為55年左右。這說明即使有了減排措施，如果沒有外部支持條件的情況下，發展中國家可能需要很長的時間才能達到碳排放的拐點，而發展中國家包含人口大國如印度和中國，全球碳排放的拐點可能需要很長的時間才能達到。
廈門大學中國能源經濟研究中心最近的一項研究說明，根據KAYA恒等式，一個國家(或地區)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長，主要取決于四個因素：人口、人均GDP、能源強度(單位GDP能耗)和能源結構。
從人口因素看，全球范圍內，根據當前出生率、人口自然增長率、嬰兒死亡率，總和的生育率都遠遠高于任何時期的歷史水平。人口因素是未來溫室氣體排放增長的重要貢獻者之一。從能源結構因素看，雖然各國都在積極通過各項政策，包含全球化的清潔發展機制（CDM）以及大量開發可再生能源。但是，能源需求的快速增長決定了以煤炭等化石燃料為主的能源結構，在今后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不會發生根本性改變。因此，通過改變能源結構對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的增長作用有限。從人均收入因素看，全球貧困線以下人口基數仍然龐大，減少貧困和發展經濟仍然是世界經濟面臨的最大任務。
提高能源效率，降低能源強度的最大挑戰是減排所涉及的范圍和規�！，F代社會中，人類所有活動基本上都涉及碳排放。碳減排從宏觀上涉及整體經濟能源政策的轉變，微觀上則涉及人們日常使用的燈泡、空調和汽車等革新以及能源消費觀念的轉變。因此，從理論上看，人類發展的任何一個方面，都可能是溫室氣體減排面臨的巨大障礙。
目前，國際上的低碳政策主要都是針對企業，只不過方式不太相同。一方面通過氣候變化稅費向企業施加壓力，但另一方面也考慮到企業的不同特點和能源密集型企業可能面臨的困難，制定了針對特定技術以及特定部門的稅收減免政策，同時為企業留出足夠的空間執行政策。對于發展中國家的企業來說，壓力可能小些，空間大一點。
政策引導和利益驅動，外部壓力與自身需求將會成為企業提高能源效率和主動減排的內在動力。同時，氣候變化協議將成為企業減排動力不穩定的補充措施。政府通過與企業間的約定，將雙方權利和義務合同化，從而加固企業減排動力。這樣，企業根據自身情況，降低履約成本，企業可以參與排放貿易機制，也可以爭取節能投資補貼等不同方式。此時，企業必然對節能減排技術、產品、服務以及排放交易市場等有高度關注和強烈需求，政府提供的制度性安排以及機會都會受到企業的歡迎。
低碳經濟推進中，將在全球經濟領域產生新的勝利者和失敗者。從企業角度看，除了政府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給出了強烈信號，氣候變化還成為媒體和公眾高度關注的問題，而國際社會的激烈討論增加了問題的分量，市場逐漸會對企業低碳性的估值有一個轉變，這是企業面臨的一個至關重要的經營戰略問題。企業必須把應對氣候變化作為企業經營戰略的一部分。
企業應對氣候變化既有壓力和風險，又蘊藏著巨大的商機。例如，排放貿易市場，完成目標的企業可以出售剩余排放權獲得收入；企業創新型節能設備可以通過申請專利，占有更大的市場份額。在今后的日子里，企業生存與發展，都可能與低碳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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