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權力部門集資建房日益普遍，“權力房”的存在，使得包括官員、準官員乃至學術精英的住房問題都可以游離在市場的高房價之外，而通過集資等方式解決了，高房價的切膚之痛和他們沒有了關系。
11月11日，《新京報》關于山東牟平公權力部門集資建房的兩則報道很有意思。一則是山東煙臺公安局牟平區分局600余人集體舉報，稱遭遇集資建房詐騙。另一則是公檢法和稅務等實權部門頂風搞集資建房，擾亂當地房地產市場。
如果單說公檢法與稅務機關集資建房，實在沒有多少新聞價值，舉望全國，諸如此類的“暗度陳倉”建房之事實在舉不勝舉。而離奇的是，被普通民眾視為強勢者的公安干警竟然遭遇集資建房“詐騙”。故事的概況是：分局領導以給職工謀福利為名，搞集資建房，而單位領導要求警察上交的集資款卻不斷提高，直逼商品房價格，與公安局合作建房的開發商竟然擁有警察的身份，警察感覺上當，推舉代表檢舉揭發。而這些離奇到只在劣質肥皂劇中才可一見的情節，卻成為山東牟平公安干警遭遇的真實場景。
公安干警遭遇集資建房詐騙，損害的不過是分局全體干警之私利，而公檢法和稅務等強權部門公然集資建房，戕害的則是房地產市場的基本公平。眾所周知，從1998年開始，國務院已經明文取消了福利分房制度，公務員的住房也納入了貨幣化體系。然而，事實上，福利分房這個包括公務員隊伍、諸多事業單位等群體的特權，并沒有真正走進歷史。特別是2003年之后房價進入快速上漲通道，福利分房這個已經被剔除出主流住房制度的事物，煥發出生命的第二春。各個單位以各種名義出現的福利分房比過去有過之而無不及。通過這么一個游離于商品房之外的、幾乎等同于成本價的住房供應體系，公務員可以不受高房價的壓迫而解決住房問題。就此而言，山東牟平幾大權力機關的舉措，實在不值得大驚小怪。
但是，如果將各種“權力房”納入中國當下的房地產市場的考察體系，對于房地產市場的各種亂象，無論是“樓停停”，還是“樓歪歪”，乃至地方政府力挺的房價，似乎可以獲得更合理的解讀邏輯。“權力房”的存在，使得包括官員、準官員乃至學術精英的住房問題都可以游離在市場的高房價之外，而通過集資等方式解決了，高房價的切膚之痛和他們沒有了關系。
而且，如果把這種邏輯放大到全國大大小小的單位的大大小小的官員，高房價背后的權力邏輯就基本很清楚了。很多官員、社會精英之所以罔顧房價與居民收入之間嚴重背離的事實，極力鼓吹高房價的合理性，根子并非在“公”，而在一個“私”字上面。如果這些官員和社會精英，必須通過購買商品房解決住房問題，我們看到的肯定是另一種風景。由此來看，以“集資建房”等形式出現的各種“權力房”，的確是中國房地產市場亂象叢生的總根源。
時下，房地產市場先于實體經濟復蘇，全國房價在歷史高位堅挺，而一些官員不遺余力鼓吹高房價的合法性，背后的根子就是這些人根本無需為高房價買單。要治理房地產市場的亂象，在筆者看來，切入點可能不在于什么開發商囤地，而在于“權力房”的存在。治理房地產市場亂象的關鍵也在于徹底消滅“權力房”，一旦畸高的房價真正影響到官員和精英的個人利益，他們才會真正控制房價，才會嚴格土地執法，才會治理信息混亂、坑蒙拐騙的房地產市場，才會迫不及待公布房價成本，才會真正降低居民購房的稅費負擔，才會打擊開發商囤地、假按揭等違法行為，房價的理性回歸就成了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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