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社會上關于“二次房改”的討論，頗為熱烈。人們現在已經知道，所謂“二次房改”，至少到目前還是一個子虛烏有的概念，也是一個偽命題。圍繞現行的房地產政策，究竟改什么，如何改，都是沒有影的事情。
不過，圍繞“二次房改”討論之熱烈，倒是真實地反映了一種社會情緒。各地房價高企，“高燒”長期不退。最近，樓市雖呈現出成交量萎縮的狀況，但價格始終保持穩步上揚態勢。故此，不少人對于高昂的房價以及現行房地產政策在執行方面未能到位，出現了不滿情緒。
在這樣的社會心理支配下，納入所謂的“二次房改”中的建議也陸續出現。如有學者表示，企事業單位應自建廉租房，租給單位職工居住作為過渡房。這個建議得到了一些人的支持。房價昂貴，中間收入群體，亦即“夾心層”購房吃力。特別是在一些中心城市，年輕人為了購置一套婚房，往往要舉全家之力，并且還要透支未來，方能勉強應付，而不少人甚至是根本無力購房。如果企事業單位可自建廉租房，倒也算是給部分人多了一個選擇。
然而，提供這樣的選擇至多是技術面的考量，而沒有在根子上觸及房改的核心問題。論及房改，當首先要在改革的原則與方向上作出規劃，而不是在細枝末節處修補。值得注意的是，如果過于強調企事業單位在員工住房方面的責任，則可能有兩種后果：一是一些壟斷部門借機派發福利，進一步拉大社會分配上的不公平；二是淡化或消解住房方面市場化的努力，出現住房制度改革的倒退。也正因此，當下熱議的“二次房改”的偽命題意味充分顯現。
其實，近30年來，住房制度一直在不斷變革中。如城鎮住房制度改革，從1979年試行全價銷售住房開始，到1998年6月，就大致經歷了數個階段，包含了試點售房、提租補貼、以售代租等不同階段的政策選擇。后來人們眼中的房改，其實更多是指1998年實施的住房貨幣化改革，住宅由福利制改為商品制，并引發了經濟和管理體制等多方面的相應變革。
這場變革持續至今，已10年有余。從當初改革的舉措看，應是較為深刻而系統的。此次房改在住房建設投資體制，分配、維修、管理體制，分配體制，住房供應體系等方面都大膽發力，并建立了住房公積金制度、政策性和商業性并存的住房信貸體系，以及房地產交易市場等。從住房制度改革的角度看，房改政策中包含了市場化與政府責任的雙重含義。如果單拿今天的高房價，來指責住房制度改革的失敗，并不公平。
房價為什么居高不下，政府為什么難以控制房價的一路上漲？這些問題，是很多人關心的，也是房地產業界及媒體一直在不斷討論的。說實話，這是一個復雜的話題，非三言兩語能夠說清。每一輪房價的上漲，情形也多有不同。簡而言之，房價近年來的一路上揚，至少和土地成本的不斷攀升、剛性需求、投機需求，以及開發商的融資等因素密切相關。有時候，上市房地產企業廉價的融資成本，以及一些央企對所謂“地王”的追逐，也成為房價居高不下的推手。
當下房價的高企，與樓市中存在一定的泡沫一樣，都是顯而易見的事實。樓市的泡沫作為資產價格泡沫的重要體現，又和當前的宏觀經濟緊密相關。遠的不說，就拿金融危機爆發之后的樓市而言，剛性需求的釋放、房地產政策的放松、通貨膨脹的預期，以及來勢兇猛的投機性需求等，曾共同制造出樓市的一片“繁榮”。盡管這種繁榮，在很多方面折射出的是一種結構性失衡，且在繁榮的表象背后，埋藏了很多風險。
那么，是不是樓市中的問題，都必須歸到住房制度改革的失敗，而必須啟動“二次房改”呢？其實，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樓市現存的問題，與土地財政、分稅體制，宏觀政策的短期需要，以及一些階段中投機需求的猖獗等，密不可分。而這些問題，無論住房制度本身如何變革，都無力實現系統性的改變。
目前的住房制度，當然有許多可改善之處，需要進一步推進改革和建設，建立符合國情的住房政策體系及金融體制。但更突出的現實問題，并非住房市場化方向與保障性住房雙軌并進這個選擇的失敗，而是“住有所居”的含義沒有得到準確的闡釋。
從根本上說，解決目前住房難題的一個核心是政府職能歸位。這首先體現為地方政府過于依賴“土地財政”模式的反思與揚棄，其次是真正將住宅房地產確立為居民基本生活必需品，提高持有和炒作成本。政府在經濟適用房和廉租房的建設方面，應力求到位，否則，解困低收入階層和抑制房價上漲的目標，難以實現。因此，未來的住房制度改革，應是在住房保障與市場化之間更好地求得平衡與結合，保證“住有所居”，而非推倒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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