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華能國電董事長曹培璽表示，國內煤電企業雙方有關合同煤的談判尚未達成價格共識，華能的底線是希望合同煤價不能高于去年水平，對于煤電雙方持續頂牛的現狀，政府已進行協調。這是首次有人公開承認政府出面協調煤電談判，也意味著有電力企業降低了談判底線。（4月6日《京華時報》） 

    在今年初的煤電之爭平靜一段時間后，近來又掀起波瀾。日前，市場傳言發改委等部門介入煤電頂牛事件。所謂煤電頂牛，是華能、大唐、華電等五大集團聯合華潤形成同盟，要求煤企降價，因雙方分歧較大而遲遲不能簽訂電煤供應合同。與此同時，近日一條“神華集團與華潤集團簽訂電煤供應價格”的消息，在本不平靜的煤電博弈戰中，再次扔進一塊磚頭。盡管后來證明消息不屬實，但是它再一次表露了多方利益主義對煤電糾葛走向的擔憂。
    在我國電力結構中，超過70%的火電是靠煤發電；煤炭產量中，超過60%用來發電，因此煤和電本應該是一種相互依存的關系。近幾年來，在電煤供需問題上，盡管電煤雙方彼此之間“狠話”說盡，但煤、電企業往往能夠重歸于好，因為誰也離不開誰。但是，今年與往年的情況有所不同。由于煤價持續下滑，電企變被動為主動，在年初的2009年“全國煤炭訂貨會”上，甚至出現了歷史罕見的電煤合同一單未簽的局面。
    為促進煤電企業簽訂煤炭供需合同，國務院研究室提出了一個解決方案，即煤企接受電企提出的煤炭降價50元/噸的要求，但同時上網電價必須下降2.5分/度，而配套方案是，由財政部出臺稅收優惠政策對電力企業進行補貼。這相當于電企煤企雙方“各打50大板”，效果相當于電煤價格不漲不跌。此外，國家發改委等部門近期可能會出臺一個“煤價上漲4%”的協調方案。
    不過，中國煤炭市場網首席評論員李學剛對這些方案并不認同。他表示，政策對價格波動幅度的制定面臨困難。如果簡單地為今年煤炭企業因政策性稅收調整造成成本增加的4%尋找傳導出路，那么，因電價上漲、稅費增加、生產資料價格上漲等其他因素增加的成本，又該怎樣解決？如果限價幅度不是4%，那么幅度應該是多少？又因什么而確定？
    中國礦業大學教授安景文認為，盡管煤炭行業總是麻煩不斷，但不得不承認，這個行業其實是我國能源領域市場化改革進行最早，也應該說是改革最有成效的行業之一。煤炭市場化過程中的經驗和教訓甚至可以為其他行業提供重要參考。現在主要的爭議在于政府什么時候放開電煤合同價格。
    這說到最關鍵的問題。是繼續維持甚至強化國家控制型的能源體制，還是放松控制，讓市場發揮更大的作用？應該說，我國的煤炭市場雖然已經市場化了，但實際上這是一種初級的市場化，電煤價格并沒有完全根據市場供求關系發生相應變化，而是存在人為電煤聯動行為，價格出現了扭曲，嚴重影響了電煤市場交易秩序。
    目前，煤電價格制定，政府到底介入與否，以何種方式介入，這給煤電的主管部門——國家發改委出了一道難題。在往年的煤炭訂貨會上，因電煤資源緊張和煤價不斷上漲，國家發改委不得不在逐漸推動煤炭訂貨市場化的同時，堅持煤價“雙軌制”，限定重點電煤的上漲幅度，以保護電企利益。正是帶有深刻體制差異的電煤之爭，常常在電力增供而需要煤炭增加供應的時候爆發。
    問題在于，一旦這種游戲規則不復存在，利益攸關各方就可能不再按照既定游戲規則出牌。一直以來，發改委都在推進煤電價格聯動，雖然有它的道理，但是，既定的游戲規則沒有被遵守。目前各方要求煤價完全放開，逐步走向市場化，而電價卻依然由國家完全控制，沒有放開的意思，實際上，“計劃電”與“市場煤”無法銜接，造成煤、電脫節。
    確切地說，現在是終結電煤“價格雙軌制”的時候了，即由“雙軌”變為“單軌”，實行單一的電煤市場價格機制。換言之，不管煤炭供求關系如何，無論煤炭價格高低，煤炭價格都是由市場來決定，由市場說了算，而不是由政府說了算。而市場價格只有一個，而不是有兩個，也不會有更多。因此，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要建立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就必須實行單一的、完整的、科學的、能夠促進煤電行業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電煤市場交易價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