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周小川撰文提出，創造一種與主權國家脫鉤、并能保持幣值長期穩定的儲備貨幣，從而避免主權信用貨幣作為儲備貨幣的內在缺陷，并認為特別提款權（SDR）具有超主權儲備貨幣的特征和潛力，應特別考慮充分發揮SDR的作用，著力推動SDR的分配。對此，美國政府的高官紛紛作出回應，甚至奧巴馬24日也表示“不相信有必要建全球貨幣”。在現有的國際經濟條件下，創造超主權貨幣無疑是一個非常長遠的目標。但是，推動SDR的分配，發揮SDR的作用，則具有一定的現實可行性。

　　實際上，早在周小川之前，美國經濟學家杜魯門已公開提議IMF應一次性將2500億美元的SDR分配給IMF的成員。杜魯門預計，最貧困的發展中國家將獲得170億美元的特殊提款權，其他發展中國家總共將獲得800億美元，而大部分SDR將分配至發達國家手中，但他們可以以幾乎無息的方式將之轉讓給發展中國家。
　　SDR是IMF創設的一種賬面資產，目前仍基本上限于IMF成員國之間賬面使用。逆差國分到SDR之后，必須向順差國兌換所需的美元等國際普遍接受的貨幣，從而助其解決國際收支逆差問題。從本質上而言，SDR是IMF成員國之間的一種低息的貸款工具，逆差國一旦將SDR換成其外匯，其持有SDR的數額將低于分配的數額，則必須按照SDR的利率支付利息。目前SDR的利率很低，根據IMF數據已經低至0.46%。因此，對于不需要動用的國家來說，將有可能被動地提供低息信貸。
　　對于儲備貨幣發行國和持有巨額外匯儲備的國家來說，分配SDR意義不大。例如，雖然美國可以分得最大的份額，但是美國其實也不需要，因為美國直接印鈔票即可。再如，中國并不需要這些SDR。分配SDR對這些國家來說，甚至可以說是不利的，因為有可能被動地向逆差國提供低息貸款。因此，分配SDR雖然呼聲一直很高，但是一直遭到發達國家、主要是美國的反對。正因為如此，自1969年創設SDR以來一共只分配過兩次，總額一共為214億SDR單位，SDR的作用微乎其微。在2001年，索羅斯也曾提出擴大SDR分配的建議，引起比較強烈的反響，但最終還是不了了之。
　　金融危機發生后，擴大SDR的分配似乎更加具有緊迫性和可行性，有可能更加容易被各方接受。分配SDR相當于通過IMF這個多邊機制，有需要的國家可以向其他國家提供低息貸款。例如，擴大SDR分配，西歐國家可以通過SDR向東歐提供資金。再如，發展中國家分配到SDR之后，得到一個資金來源，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降低其通過貶值擴大出口以及采取貿易保護主義的意圖。
　　當前，如果我國政府認為SDR的確有希望成為超主權貨幣的話，那么就應與其他國家一起大力推動增加SDR的分配。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增加SDR分配應與擴大使用范圍、增加發展中國家在IMF的份額等結合起來。當然，這只是SDR成為超主權貨幣萬里長征的第一步，接下來需要走的路將更加艱難。
　　分配SDR也可以試探美國對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態度。目前使用SDR必須要兌換成為美元等貨幣，其基礎還是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儲備體系，對美元的地位不會造成多大的沖擊。如果在國際壓力之下，美國都不愿意對此作出讓步的話，那么其誠意的確有限。蓋特納已表示，對中國提議的建立與SDR相聯系的貨幣體系持完全開放態度。那么，我們且看美國的表現吧，因為結果很快就會揭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