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商務部對杭州、成都等地“消費券”試點對內需的拉動作用的充分肯定的利好刺激,最近,杭州等地發放消費券的活動有升溫的跡象:2月23日,杭州市宣布,將于4月第二次發放消費券,總額度5.7億元,由單一種類擴充為六大類。不過,這些消費券和第一次發放的不同,不是財政買單免費發放,而是必須出錢購買（據《新京報》報道）。

　　我們尚不知道杭州市政府第二批“購買性”消費券的具體制度安排,但從報道中披露的一些信息分析,杭州市的這批“購買性”消費券已經和初始意義的消費券有質的不同:財政不再為消費券發放負擔成本,而是采用不同的方式將成本轉嫁給了市民或者企業,比如:旅游消費券,由政企聯手針對旅游市場發放;社會消費券,由市民、游客按照自愿原則購買。
　　消費券作為舶來品,其固有意義就是由政府免費發放的在一定期限內要求居民購買商品的有價證券,無論是蒙代爾所言的,還是我國臺灣地區的,無一不是這種模式。而杭州市“首創”的購買型消費券,盡管避免了公眾對能否動用財政資金發放的程序追問,但從制度本身來看,卻留下了更多的質疑空間:
　　首先,杭州市發行消費券,讓居民購買,從行政許可的角度而言,似乎缺乏法律依據,一個為公眾服務的機構,發放此類有價證券的合法性何在？其次,這批消費券中有一種“轉移性消費券”。指從財政預算內安排的各種課題科研經費、產業發展扶持資金和企業扶持獎勵資金中,切出一部分用于企事業單位職工保就業、保收入,這算不算專項資金的挪用？其三,對于居民購買的消費券,可以在商場等享受購物優惠,但這些消費券本身是“定點消費”,我們不知道,杭州市政府如何選擇定點的商家,又如何防止其間的尋租腐敗,同時,如何防止商家借此向消費者推銷質次價高的商品;第四,購買性消費券會不會成為變相攤派？杭州官員認為這完全是自愿認購,“但書記市長領導干部將帶頭購買”,這里面的深層含義值得細細咀嚼。可資佐證的是,杭州市政府印制發售了11萬本市民消費券“珍藏冊”,2月23日發售當天,就有企業、單位預訂了8000余冊。
　　既然“消費券”違背了設計本意,不由政府埋單,那其實根本沒有必要浪費公共行政資源搞這么復雜的設計,商家該打折的打折,旅游景區該優惠的優惠,既不擔心尋租,也不擔心商家乘機欺客。而對于貧困家庭的教育問題、農民工的培訓問題,根本不是什么“消費”項目,而是在當下政府必須承擔的責任。而對于困難群眾,政府直接發放補貼是文明社會應有之義,不僅應該在經濟危機中,更應形成長效機制,無需依賴消費券。
　　必須明白,消費券對消費的刺激是一次性的,快感是一時的,這在中外都概莫能外。如果過分夸大消費券的作用,可能在公共政策上誘發地方政府偏題跑調,搞刺激消費的大躍進。刺激內需是一個長效的工作,我們不能忘記日本,從出口依賴到依靠內需,用了近20年的時間。還是那句老生常談,中國的消費問題,根子在民生保障的殘缺,頭疼醫頭的舉措,無法完成經濟結構轉型的歷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