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摸著石頭過河”的中國經濟正在駛向“深水區”。如果說,前30年的改革動力來自于資本稀缺與勞動力無限供給之間的緊張關系,那么接下去的改革瓶頸很有可能是來自于內、外因夾擊下勞動力數量和質量的缺失。勞資關系及其之間的沖突將毫無爭議地成為下一階段的關鍵問題。
　　很顯然,原先依靠“量大利薄”的企業生存空間將繼續受到大幅打壓,資方可能會將這些損失轉移到相對弱勢的勞方身上,使得出賣廉價勞動力的勞方的生存環境更加惡化。一旦突破最低生存保障線,那么原先經濟增長的社會安定前提就受到嚴重挑戰。從世界經濟各國的發展史來看,這是個轉型發展的“坎”。勞資沖突的頻繁是改革成功的關鍵期,也是一次重要的戰略機遇期。但是,每個國家會根據自身的歷史情況和現實能力采用不同的制度解決方案,比如英美模式、德日模式、瑞典模式等,從而形成了多樣化的市場制度模式。
　　因此,處于轉型關鍵期的中國同樣需要選擇走什么樣的渡河路線,選擇改革的最終“彼岸”模式。這就是《勞動合同法》出臺的中國社會制度大背景。只有了解此背景,我們才能明白勞動合同法的必要性和深遠意義。
　　從短期看,這一嚴厲的勞動法變革會讓那些在生存邊緣的中小企業走向沒落,的確損失了一定的經濟增長率,但從長期來看卻得到了有利于國家發展的社會穩定。而且,這些中小企業間長期以來無序的混亂競爭,在相當程度上引導中國企業走向低利潤和低競爭力的惡劣生存環境中。但是,在全球化競爭的大背景下,需要培育一大批有國際競爭力的大企業。而勞動合同法恰恰使得那些富有競爭力的大企業的生存環境得到極大改善。良好的制度環境可激發優秀的企業走向卓越,從而真正凸顯出一個國家的國際競爭力。這也意味著,隨之而來的中小企業的大規模沒落未必就是中國未來轉型改革的困局。
　　哈佛大學教授馬克·羅伊認為,盡管最近一個世紀以來,美國經濟在全球經濟中占據絕對主導地位,但由此得出英美模式要優于德日模式這一結論并不一定正確。理由很簡單,每一種治理模式都是在各自特殊的歷史和政治環境中做出的最優反應,都能達到所謂的“最優效率”。如今大行其道的英美公司治理模式,強調的是擁有大量分散的、大規模的公眾企業,但在政治經濟利益錯綜復雜的歐洲大陸和日本未必可行,強大的社會民主力量迫使管理者穩定雇用的工人,為此也不得不放棄那些頗具市場機會的風險性投資。那么,增加規模就成為抵抗市場波動的有效途徑之一,只有那些大企業才有可能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中生存下來。很顯然,一個國家的經濟受到國內政治以及地緣政治環境的選擇性影響,但反過來經濟的適應性反饋也加劇了政治改革的進程。
　　這些對于正在轉型改革發展中的中國來說,同樣富有啟發意義。在改革初期過分地強調市場的作用,認為只要啟動市場改革的巨輪,就能理所當然地達到彼岸。但市場也存有很多失靈之處,更何況效率還不是改革的全部內容。因此,政府的適度干預仍是必要的,也是有可能的。而且,正是由于政府不同程度的干預,形成長期制度演進的分叉以及不同的彼岸地點。從羅伊的比較公司治理研究,到諾斯的理解經濟變遷再思考,都可以看到不同的彼岸模式并不能給予孰優孰劣的簡單評價,而關鍵還在于是否能適應本國、本地區特質性的制度環境。單純地照搬美國或者日本所謂的先進制度框架,都很有可能面臨破產的尷尬境地。
　　由此可見,站在河中央的現階段改革真正關鍵的是彼岸模式的選擇問題,而勞動合同法正是在這一轉折點的重要事件,這才是《勞動合同法》實施的意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