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國際化的議論已有數年，去年12月24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對廣東和長江三角洲地區與港澳地區、廣西和云南與東盟的貨物貿易進行人民幣結算試點，更使這個話題陡然升溫。然而，在人民幣國際化問題上，熱烈的心和冷靜的頭腦缺一不可，我們的期望必須適度。
　　這種適度首先體現在對人民幣國際化推進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期望上。在次貸危機沖擊之下，美元本位國際貨幣體系的嚴重缺陷再次暴露無遺，主張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呼聲再度高漲，從長遠來看，人民幣國際化在國際貨幣體系改革進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義。然而，改革國際貨幣究竟要怎樣改？轉而實行金本位或是商品本位？貨幣體制發展到信用貨幣階段，除非人類社會遭遇毀滅性災難，否則絕無可能返回金本位或商品本位，在可預見的未來，無論國際貨幣體系和國家貨幣制度如何演化，它必然仍將是一種信用貨幣體制。盡管日元和歐元背后有僅次于美國的經濟支持，但一種國際貨幣必須是主要影響別人而不是主要受別人影響，而這回次貸危機中出現了“山姆生病、日歐吃藥”的現象，日本、歐盟反而先于美國正式進入經濟衰退(即GDP連續兩個季度負增長)，足以說明日歐還遠遠不足以取代美元國際貨幣地位，人民幣的國際貨幣地位更需要較長歷史時期才能逐步確立和推廣。我們可以在口頭上把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目標定在100，但內心確定的真實中短期目標底線是60，口頭上的高目標作為向對手施加壓力的手段；我們可以在口頭上為“僅僅”得到80而痛哭流涕，訴說這樣的結果是何等不公，私下卻為所得超過底線20而彈冠相慶。在國際談判中，這樣的技巧必不可少，但我們內心不要把100錯當成我們真實的中短期目標，從而舉措失當。
　　人民幣國際化需要解決眾多具體的技術性問題，這一點進一步告誡我們需要時時刻刻抱著冷靜的頭腦去熱烈追求目標。一種貨幣在其升值時期更容易為他國居民、企業所接受，但是，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基本特征和國際投資者在彌補虧空、償還到期負債雙重壓力下的資本回流操作令人民幣在當前一段時期內承受著對美元的貶值壓力，盡管對歐元和英鎊相對強勢，這樣一種局面對人民幣國際化是個阻礙。
　　而且，人民幣國際化的前提是人民幣流出足夠數量，且不提巨額人民幣境外流通對我國貨幣政策運作帶來的新挑戰，由于人民幣外流的主要渠道應當是對外投資和進口，換言之也就是可能對中國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收支造成逆差，人民幣在其國際化進程中遲早必定會遭遇“特里芬兩難”。如何解決？我們必須未雨綢繆。
　　即使不考慮宏觀層次上的“特里芬兩難”，在微觀層次上，要通過進口、投資、援助等策略打破新興市場貿易伙伴的支付能力瓶頸，也會產生一些新的風險，新興市場債務人的信用風險就是其中之一。向新興市場經濟體發放信貸需要冒較高的信用風險，惡化我國貸款人的資產質量。應對信用風險的措施有事前措施和事后措施之分。傳統的事前措施是為信貸索取高額的風險溢價，即收取高額利息，以及索取高額抵押。然而，這樣做將削弱債務國的借貸能力，抑制其經濟增長潛力，與我們增強該國支付能力的初衷相悖。為此，我們政府和金融機構應當分別積極參與官方國際債權人的巴黎俱樂部和私人債權人的倫敦俱樂部活動，利用其相對完備的國際債務重組機制降低信貸的不確定性，從而遏制信貸成本。與此同時，盡管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主權債務重組機制已經沉寂了一段時間，但我們仍應對其保持密切關注。另外一種事前措施是提高對新興市場貸款的信用等級，我們可以探索通過國際金融組織的中介職能達到這一目的。具體做法就是允許亞行、世界銀行、國際金融公司等國際金融組織進入中國國內資本市場融資，所得資金投向新興市場貿易伙伴國的項目。這樣做的優點在于：能夠提高貿易伙伴的支付能力；將我國對發展中國家的低信用等級債權轉化為對國際金融組織的高信用等級債權，債務倒賬的風險降低；促進我國債券市場發展，豐富我國國民投資品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