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物權法》受到的關注比,《侵權責任法》明顯被媒體和民眾冷落了。其實,該法在規范私人權利的法律體系中,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就大陸法系現代民法典而言,不外乎四大支柱:物權法、債權法、人身權法和侵權責任法。現代社會法治的第一要義是倡導無救濟則無權利的基本理念,因此,現代法治的首要精神無非是對私人權利的確認和保障。從侵權法的基本功能看,它所強調的就是在公民的私權利受到侵害的情況下,規定如何救濟和保障,而此種功能乃法律基本價值的集中體現,正因為侵權法具有體現法律的首要目標的功能,侵權法功能的實現是法治社會運行的保障和前提。
　　而且,從《侵權責任法》草案的內容看,無不和每一個人的生活息息相關。草案不僅規定了侵犯人身和財產權利的一般法律責任,更對產品責任、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醫療損害責任、環境污染責任、高度危險責任、網絡侵權責任、學校和幼兒園的責任、雇主責任、動物致人損害責任等特殊侵權行為做出明確規范。對于轉型期的中國而言,這些特殊侵權行為不僅是頻發的熱點,在法律救濟上因為規定的混亂或者缺失,更是成為司法的難點和社會性事件的導火索。盡管中國民法通則、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產品質量法、環境保護法等法律對侵權責任作了一些規定,但不少規定分散在單行法律中,缺少對侵權責任共性問題的規定。很多都只規定抽象原則,缺乏可操作性。因此,需要通過這次統一的立法,解決單行法、行政法規中大量散見的侵權責任問題,使得侵權責任法的基本歸責原則、基本制度得到統一,而不能給這些單行法、行政法規保護部門利益留有太多的余地。
　　另外,侵權責任法理論和實踐的發展并沒有成熟到無需民眾參與的地步,相反,社會關系的裂變使得侵權責任法比任何一部法律都與時俱進。從1804年《法國民法典》確立了過錯責任的追責原則之后,侵權責任法在兩百年的歷史變遷中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高度危險作業致人損害、醫療等專業機構的事故責任、網絡侵權、環境污染,產品召回等層出不窮的新型侵權類型的出現,給了侵權責任法勃興的機會和新的增長點,促使無過錯責任和公平責任等新的追責原則的興起。比如,轟動一時的家屬拒絕簽字致使孕婦死亡的案件,以人肉搜索為代表的網絡侵權都給侵權行為法本身提出了新的命題。
　　特別是,《侵權責任法》規定的很多責任原則需要利害關系雙方的博弈。該法最主要的內容是要明確侵權責任的歸屬,有責任的一方必須依法承擔相應的賠償。現代侵權法經過兩百多年的發展,已經由原來單純的過錯責任原則,演化為過錯責任、無過錯責任、推定過錯、公平責任等多元的追責原則并存的制度。而追責原則的確定,本身就是一種利益的博弈。因此,作為以救濟權利為己任的法律,《侵權責任法》和民眾的生活息息相關,注定不是一個關起門來制定的法律。需要在程序上通過民眾參與,公開討論,多方博弈才能確定最終規則。
　　的確,和《物權法》相比,《侵權責任法》受到的待遇顯然和其本身的重要性不能等量齊觀,而《侵權責任法》遭遇輿論冷遇的最主要根源則是沒有像《物權法》一樣公開征求民眾的意見,自然難以獲得民意的認同和參與。溫總理曾言:“改革不能靠少數人的智慧”,立法何嘗不是如此?特別是《侵權責任法》與《物權法》相比,本身意識形態的爭議更少,很多制度規定完全具有普遍價值,公開征求意見不存在任何政治風險。
　　因此,我們絕不希望《侵權責任法》這樣一部攸關每一個人生活的重要法律,在立法的過程中因民眾缺席而留下程序正義的缺憾。民眾參與立法既可以集中民智,確保立法的科學,更重要的,通過民眾參與,讓法律的精神自然內化為民眾的行動,使《侵權責任法》在器物文明的發展與權利的保障之間找到民意的平衡。這比關起門來,讓少數專家制造缺乏公共精神的“法律烏托邦”顯然要有意義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