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號稱是1980年代以來全球化時代最大的成功故事，但近20年來高度依賴投資和外需拉動的經濟增長模式難以為繼已成國內外共識，轉型勢在必行，這種轉型又包含三個層次：

　　第一個層次是貿易本身的轉型升級，提高貿易的效益。

　　第二個層次是經濟增長更多地依賴內需而不是外需拉動。

　　第三個層次是在內需中更多地依靠消費拉動而不是投資拉動。

　　然而，在危機陡然升級之后中國緊鑼密鼓出臺的反危機、保增長對策中，出口激勵措施力度加大頗為引人注目。繼接二連三提高出口退稅率之后，在12月24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除了搞活流通擴大消費之外，決策者們還研究確定了一系列旨在緩解出口企業困難，保持對外貿易穩定增長的政策措施：加大財稅政策支持力度，提高部分技術含量和附加值高的機電產品出口退稅率，適當擴大中央外貿發展基金規模；穩步推進加工貿易轉型升級；改善進出口金融服務；擴大國內有需求的產品進口；促進投資和貿易互動……那么，“保出口”與推動經濟增長模式轉型是否有矛盾呢？相信國內外不少人會提出這樣的問題。
　　對此，我們需要明確，盡管推動經濟增長模式轉型是我們不變的中長期目標，但內需與外需、投資與消費之間并不是非此即彼、完全對立的關系，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相互促進。經濟增長從高度依賴外需轉向更多地依賴內需拉動，具體途徑有“分子對策”和“分母對策”兩種，前者是讓出口減少，后者是推動內需增長更快于外需增長，我們更傾向選擇的毫無疑問是分母對策。畢竟，人要先有收入然后才能消費，出口需求的維持和增長會帶動國內消費和投資需求。在次貸危機沖擊下，要奉行分母對策，我們必須在維持出口適度增長和推進內需更快發展之間取得平衡。
　　不僅如此，外貿出口對我國宏觀經濟的穩定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只要我國還沒有成為全世界經濟技術名列前茅的發達國家，中國就還不足以成為貨真價實的國際貨幣發行國，預防國際收支危機也就是我國必須時刻關注的重大課題。
　　近三十年來，正是對外貿易、特別是出口的持續高速增長終結了鴉片戰爭以來中國持續的貿易逆差格局，保證了中國在這數十年里不曾陷入如同1980年代的墨西哥、1997年的泰國那樣的國際收支危機，居功甚偉。盡管過高的外匯儲備令我們付出了巨大的額外代價，讓我們陷入了向美歐發達國家繳納廉價消費品和低息融資雙重“貢賦”的陷阱，而且這種尷尬處境在這場次貸危機中越發暴露無遺，但這些代價與爆發國際收支危機的代價相比，仍然要小得多。要擺脫自己在國際分工體系中的不利地位，我們的心要熱，但具體推進時頭腦要冷靜。在這場危機中，眼見聲稱熱門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已可擺脫美歐影響的所謂“脫鉤”理論破產，韓國、俄羅斯、印度等一個個昔日風光的新興市場在資本外逃和經常項目收支逆差的沖擊下風雨飄搖，眼見海關出口賬面數據同比下降、外匯儲備減少等跡象表明我國也已經出現了可觀的資本外逃，穩定出口的意義更加突出。
　　同時，此次出臺的保持外貿增長的措施中主要內容是推動我國外貿升級，無論是穩步推進加工貿易轉型升級，還是促進投資和貿易互動，都是如此。“擴大國內有需求的產品進口”對縮小過高的貿易順差、改進國內技術裝備水平和更多地利用海外資源都有著積極意義�！皩�廣東和長江三角洲地區與港澳地區、廣西和云南與東盟的貨物貿易進行人民幣結算試點”更標志著人民幣國際化邁出新的一大步，可望成為人民幣國際化和中國穩步提升自己在國際貨幣體系中地位的里程碑。既然如此，我們又何必擔心我們的長期目標和短期目標沖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