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美國次貸危機席卷全球到中國宣布4萬億的經濟投資，從沿海地區一些外向型中小企業的破產到樓市的持續萎靡，從各種媒體連篇累牘的報道到民間個人的感同身受，每個人都或多或少感到一種不確定的社會壓力在周身彌漫。經濟環境的波譎云詭，勢必喚起不同群體心理上的某種微妙的變化，敏感，焦慮，恐懼，躁動。在社會心理變幻無常、跌宕起伏的時候，社會也很容易出現不同形式的躁動。盡管兩者之間很難有一目了然的邏輯聯系，但越是在經濟環境出現某種震蕩時，轉型社會就越容易發生共振，這應是一種基于邏輯與經驗的常識性推斷。在此種背景下，近期不同地方、不同領域出現的某些社會震蕩，就尤其應當引起各方重視。大張旗鼓刺激經濟的同時，也應該給民生以細致周到的呵護。

    近期，我們遇到一連串的“社會震蕩”。重慶出租車罷運事件后，一些地方的出租車“連鎖罷運”。這一連串的“行業罷運”現象，固然有其背后共通之處，但也有一種權益受損后，心理長期壓抑導致的權利躁動。
    上述沖出內心、造成震蕩的“權利躁動”的原因可能多元不一，卻引出一個重大的社會話題：在構成社會整體的諸多群體中，某些群體由于在利益分配上處于弱勢，而利益表達、權利溝通渠道不完善、不暢通，他們的心理沖突可能更容易爆發。
    在社會環境、經濟情勢相對良性的狀況下，某些弱勢群體的躁動比較容易自我控制和調節，因為利益的得失不至于帶來直接的心理刺激，利益的損耗還不足以較大影響自身的生存狀況。可在社會環境出現某種震蕩的情況下，比如當下籠罩全球的金融危機和經濟困局，利益的損耗、長期的壓抑，就容易放大群體心理的躁動不安，最終導致他們以種種方式爭取自身權利，從而引發更多的社會矛盾。
    因此，當各地政府將目光更多聚焦在拉動內需、刺激經濟層面時，應更多關注不同群體的權利，尤其是呵護弱勢群體的權利。因為環境的動蕩中，弱勢群體的抗風險能力最弱、群體心理受傷程度最深，權利躁動下的震蕩可能最大。為政者如果失之偏頗、疏于呵護，即使經濟實現“單足”跨越，社會也會為那些躁動不安的“自我維權”付出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