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從兩房危機、雷曼破產、美林被收購到中國的三鹿事件，無論是全球還是中國，正經歷著一場場突發性的颶風，令人招架不住。而這些事件的背后卻揭示出全球信用體系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危機這一深刻的現實。

    市場經濟就是信用經濟，信用是市場經濟正常運轉的基石，信用缺失對一國經濟的影響將是十分巨大的，甚至是災難性的。可以說信用不僅關乎企業的生存發展，更關乎國家經濟安全和整體性安危，從這一意義上說，信用危機是最大的經濟危機。
    產品提供的是生命成長的“乳汁”，由于不重誠信，缺乏責任變成了害人的“毒汁”。產品質量是企業信用的底線，對于金融企業而言更是如此。本次美國次貸危機的形成和惡化，不僅是金融意義上的“信用危機”，也是道德意義上的“信用危機”。金融領域從來就不可避免地存在巨大的“金融道德風險”。
    首先，房貸機構缺信。兩房擁有國家信用擔保下的特權。應該說，準政府機構的金字招牌使公司獲得了無限的發債權，且融資成本大大低于私營機構。當“兩房”進行的直接和間接融資在整個住房融資體系中舉足輕重的時候，自然也產生了較高的、非均衡的市場集中風險。
    其次，投資銀行缺信。投資銀行等機構將次貸產品進行層層分解和打包，將本來是高風險的產品，包裝成精美的證券化產品，推銷給普通投資者。
    再次，評級機構缺信。評級機構將風險極高的垃圾房屋債券，評級為高等級的優質債券，使得普通投資者對該類產品產生樂觀預期和非理性追捧。
    最后，聯邦政府缺信。國家信用是金融體制的最后依托。聯邦政府多年來對于兩房疏于監管，無形中縱容了風險的不斷膨脹，而事發后又將“風險社會化”，其所觸犯的“道德風險”則從價值層面上對國家信用造成嚴重沖擊。金融危機的歷史經驗表明，國家信用是建立在金融穩定的基礎之上的，一旦遭遇金融風暴，很有可能連國家信用一起毀掉。
    信用因華爾街的假賬而動搖，對財富創造的信仰因CEO的貪婪而墮落。從本質上來講，次貸危機的根源就是金融企業不顧觸犯金融道德風險，非理性放大金融杠桿，令金融風險無限積聚，使泡沫破裂的災難性后果超出了金融體系所能承受的臨界點，進而引發銀行危機、信用違約危機、債務危機、美元危機等一系列連鎖反應，而這一系列危機的背后凸顯的則是美國出現了整體性的信用垮塌。
    第一波銀行危機。信用鏈條的斷裂使更多金融（銀行）機構瀕臨危機邊緣。隨著貝爾斯登和雷曼宣布破產、美林被并購，華盛頓互助銀行（WM），美國國際（ AIG）等金融機構日益惡化的財務問題也將對金融市場造成沉重打擊，癱瘓整個銀行體系。
    第二波市場危機。還將引發代表未來預期的信用衍生產品市場。作為為固定收益資產提供一種保險形式，信用違約互換(CDS)的違約危機，將帶來交易商如何解除價值巨額美元的合約問題。當前信用違約掉期市場交易的62萬億美元的規模，也將整個世界金融市場暴露在一個前所未有和無法估量的系統性風險之下。
    第三波赤字危機。政府買單將造成巨額財政赤字。之前有預計2008年美國周期性調整后的預算赤字為4070億美元，約占GDP 的5.4%，而隨著接管兩房2000億美元的財政注資以及聯邦政府將在公開市場收購“兩房”發行的按揭抵押證券的巨額虧空（如按最終損失率5％來計算，接管兩房的債券損失在2500億至3000億美元之間）,美國聯邦政府賬面上的債務和國債負擔將大幅上升，導致經濟惡化。
    第四波美元危機。美元霸權地位顛覆或陷美元危機。美國金融動蕩以及實體經濟惡化的風險將導致世界范圍內對美國金融產品的大量拋售和美元下跌，由于美元世界儲備貨幣的地位和全球貿易的70％以美元結算的客觀現實，如果各國減持美元資產或資本逃離可能引發美元危機，當前拉美一些國家“去美元化”的傾向就很明顯。
    第五波全球性債務危機。隨著兩房（抵押擔保業務）接管、雷曼（資產證券化業務）倒下、AIG（對沖基金業務）瀕臨危機，美國房地產債券市場欠下了巨額負債，不僅會給抵押貸款市場的前景帶來巨大的不確定性，也將使世界各國持有美國國債遭受拋壓，繼而引發一場全球性債務危機。
    危機考驗了我們，也警示了我們。從國際金融發展的歷史看，此次次貸危機表明其背后世界經濟深層因素正發生悄然變化。危機發生后，人們總要問責于監管。監管只是被動的約束，終有“漏網之魚”，他律不如自律，只有在制度設計、政策制定、機制構建等方面將信用建設擺在首要位置上，堅持經濟發展與社會責任相統一，通過嚴格的法律體系和懲戒機制，構建以企業信用、個人信用為核心，社會信用為基礎，政府信用為保障的國家信用體系建設，才能遠離風險與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