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考慮調低甚至暫不征收印花稅，國有控股股東明確在股改承諾的基礎上三五年內不再減持或小比例均勻減持，恢復有限的T+O交易機制，差別化地推行融資融券制度，調整漲跌停板制度，編制并公布證券市場投資者投資信心指數等等。

    從這些天的市場一片“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的景象可見，滬深股市從來沒像現在這樣與美國股市有那么密切的關聯度。事實上，滬深證券市場所對應的中國經濟并沒有陷入困境，宏觀經濟處于正常運行狀態，國民生產總值在上升，物價上漲指數得到控制并下降，而大多數上市公司年度和半年度收益尚好。因此，證券市場并沒有理由不同宏觀經濟對應而獨自處于跌勢，在政策引導下股市恢復活力是必然的。
    但是，正常運行的客觀宏觀經濟并不必然導致證券市場的升勢、證券市場投資者認知的改變，證券市場有它自身的規律，就目前來看，中國證券市場的問題，更多地體現在股市活力和信心的恢復上，這需要市場與監管部門共同努力，需要通過政策引導。對此，筆者以為，進一步恢復股市活力與提升股市信心，可以采取如下手段，當然不限于此：
    其一，在印花稅單邊征收的基礎上，繼續可調低甚至暫不征收印花稅。盡管印花稅稅率只是千分比，在投資者的收益總額中影響有限，但是，它直接影響了證券市場的走勢與投資者的信心，每一次上調，都會導致股指的下挫，而每一次下調，又總能觸發行情的勁升，幾乎變成了一種象征性的標志。繼續堅決大幅度調低印花稅稅率，有助于恢復市場人氣。
    其二，在支持央企增持并回購股份的基礎上，國有控股股東作為大非，明確承諾在目前股改承諾的基礎上三五年內不再減持或小比例均勻減持。大非實際上相當多是國有股東，是受各級國資委或國有控股公司的控制與支配的，在今天，國資委、國有控股公司、國有股東應當伸出援手與提供幫助，這需要國資委、國有控股公司、國有股東痛下決心。當然，新的承諾也不應當是無條件的，也應當同其他的流通股股東、不參加新承諾的限制流通股股東協商，后者應當為新的承諾及承諾人提供一定對價。
    其三，在逐次出臺一些刺激經濟發展的政策，如加大財政支出、減稅減負、再降存款準備金率與存貸款利率等，以使得上市公司的盈利繼續保持快速增長的同時，還應采取若干能進一步提升股市信心、恢復股市活力的措施。
    比如，以目前的市態，與其說在討論取消股票紅利稅、調整個人所得稅征收制度，還不如明確宣布免征證券市場收益的所得稅，作出一種階段性的、政策性的宣示。從財稅法律制度上來說，基于股權產生的收益所得與一般的個人/法人所得并非一回事，前者應當征收資本利得稅，后者應當征收個人所得稅或法人所得稅。當然，在證券市場運行正常后，仍可以恢復征收證券市場收益的所得稅，但不是開征個人所得稅或法人所得稅，而是開征經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并頒行的《資本利得稅法》中規定的資本利得稅。
    又比如，恢復有限的T+O交易機制，當然這種恢復可以是有限度的，例如可以在制度上設計：限制交易次數、交易頻率、或只允許上下午各交易一次等。T+O交易機制在一定程度上會控制過分投機，客觀上也保護了中小投資者的利益。
    又比如，將漲跌停板制度作為恢復股市活力的政策手段。在海外證券市場中，也有漲跌停板制度，只是比例不同，而目前我國的漲跌停板制度在運用上比較剛性，缺乏彈性。在目前股市低迷、需要恢復活力的情況下，可以考慮調整漲跌停板制度，將每天的漲停板仍為10％甚至更高，而跌停板調整為5％甚至更低，ST股票與代辦交易系統的股票的比例相應減半，這樣做的直接好處是漲比跌快。這樣做，宏觀政策調整與證券監管的成本相當低，只須修訂相應的規章、調整證券交易所的電腦控制系統即可。到了將來股市恢復到正常運行后，仍可以恢復原狀，假如有一天股市交投過熱了，亦可反過來做，使之跌比漲快。
    還有，差別化地推行融資融券制度及實施政策。10月5日，中國證監會正式啟動融資融券試點，并將發布試點通知，但筆者認為，在不同的市場發展條件下，應有不同的監管限制措施及差別化的實施政策，作為股市調控的政策手段。在市場亢進、市場看多時，政策上鼓勵做空即融券機制，政策上讓投資者多賣股票，如這時加大市場的做多動力，卻會引發暴漲；而在市場下挫，市場看淡時，鼓勵做多即融資機制，讓投資者多買股票，如這時加大市場的做空動力，卻會引發暴跌。與市場走勢相反的融資融券制度，既不符合監管政策目標，也不符合券商與投資者利益。
    最后，編制并公布證券市場投資者投資信心指數。應該說，投資信心狀況同股指相聯系并沒有錯，但并不夠，滬深市場缺少一個通過公允的社會專業調查機構全面綜合分析，建立并公布的證券市場投資者投資信心指數。這個指數，可以與交易所公布的股票指數并行不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