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覺,次貸危機已進入第二個年頭。隨著一年來金融風暴愈演愈烈,不斷有歐美金融企業倒下或將要倒下,它們迫切需要有人出來扶一把。

　　對此,中資金融機構的態度也在發生微妙變化:從最初的抄底沖動,到不敢越雷池一步,從中反映出三個事實:第一,當前的國際金融形勢異常嚴峻,在情況明朗化之前輕易做出決定意味著要承擔較大風險;第二,一些中資金融機構在次級債、“兩房”和雷曼兄弟事件中屢屢受損,來自國內各方面的壓力和自身信心的折耗已使它們沒有勇氣繼續大膽投資了;第三,其余中資機構雖仍有心,卻沒有能力亂中取勝,因此,現階段最好暫不介入。
　　2007年次貸危機剛發生時,中資金融機構的并購活動還是相當活躍的,但大多黯然收場。例如,中投公司曾于2007年6月和12月先后買進百仕通（黑石）和摩根士丹利30億美元和56億美元的股份,但迄今為止,上述兩筆投資已分別縮水46%和25%;此外,國開行2007年7月斥資22億歐元收購巴克萊3.1%的股份,目前股價也已下跌了56%。
　　當然,對于其他亞洲國家而言,類似困境也同樣存在。與去年和今年早些時候的收購熱潮相比,阿布扎比投資局、科威特投資局和卡塔爾投資局等中東主權財富基金已減少了在美國和歐洲市場的活動,相較而言,它們更愿意在印度、東亞和周邊國家尋找機會;而韓國產業銀行在國內輿論的壓力下,也宣布放棄了收購雷曼兄弟股權的談判。
　　唯一的例外可能是新加坡的淡馬錫,去年12月其買進美林股份時的價格是每股48美元,根據雙方協議中的“下行保護條款”,實際收購價在今年7月份時已降至原來的一半,即每股約24美元;當9月美國銀行決定以每股29美元的價格收購美林時,淡馬錫獲得了全身而退的機會。不過,一般認為,淡馬錫的成功是運氣加明智的風險管理的結果,其他亞洲國家未必能夠簡單復制。
　　來自歷史的經驗教訓提醒亞洲各國不可因貪一時便宜而輕舉妄動。從1985年到1990年,隨著日元加速升值,日本企業共進行了21起巨型海外并購案,其中有18起并購涉及美國企業。可惜沒過多久,日本人就不得不為其行為埋單了。例如,三菱公司購買洛克菲勒中心后,就因為經營不善,虧損嚴重,不得不以半價再次賣給原主。進入90年代以后,日本逐漸失去了進取勢頭,以前收購的美國資產非但不能帶來收入,反而變成了沉重包袱。對于中國而言,缺乏海外資產管理經驗的問題遠比日本嚴重,如倉促行事,后果只怕更糟。
　　此外,除了經濟因素外,需要考慮的還包括政治風險,特別是針對亞洲主權財富基金的政治性偏見。由于歐美金融業眼下處于水深火熱中,相關國家將平日高不可攀的金融市場外資準入門檻不斷降低,使抄底看上去并非不可能實現。然而,筆者懷疑,一旦危機過去,歐美國內的經濟民族主義情緒將再次反彈,那些在危機中來自東亞和中東國家的“雪中送炭”行為也將被扣上“趁火打劫”的帽子。
　　對于亞洲國家而言,除了金融資產和不動產,就無底可抄了嗎？筆者對此不以為然。一方面,對于像中國這樣的新興經濟大國,金融業發展最缺乏的不是資金,也不是理念,而是人才,特別是具有國際視野和經歷的中高端管理和實務人才。
　　以上海為例,上海建成國際金融中心是中國的國家戰略,作為一個有2000萬人口的大都市,按照西方國家標準,最少應有100萬人從事金融行業,但目前上海的金融人才只有不到20萬人,遠遠不能滿足需求。郎咸平教授曾感慨“中國缺乏操作外資的頂尖高手”,從前幾年的“中航油事件”和“國儲銅事件”來看,事實的確如此。
　　另一方面,隨著雷曼兄弟、美林和AIG等機構相繼陷入困境,華爾街已有4萬名金融從業人員面臨失業,其中相當一部分是華人金融高管;而在英國,由于危機中的哈利法克斯銀行被收購,同樣可能導致4萬名員工下崗,據預計,2009年底之前還將有至少11萬名英國金融從業人員失去工作。
　　筆者認為,未來一兩年內,大量國際金融人才將把目光投向蓬勃發展的亞洲。對此,中國應當抓住機會,走在其他亞洲國家的前面,積極延攬高端人才。具體做法可同時包括“走出去”和“請進來”。所謂“走出去”,就是國內金融機構赴海外開設分支機構,借助當地人才優勢,盡快融入國際金融市場;而“請進來”是聘請海外金融人才,特別是華人金融人才回國工作,推動中國金融業快速發展。
　　可以想見,國內眾多有志于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城市,很快也將圍繞吸引金融人才展開激烈爭奪,先行一步者無疑將握有巨大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