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湘西因民間集資近日引發擠兌風潮,地方政府被迫介入處理。此前,浙江臺州最大的民營企業之一飛躍集團因涉足高利貸導致現金流枯竭;浙江義烏金烏集團董事長張政建出走,其原因也是高利貸引發的支付危機。發生在多個地方的民間金融亂象都表明,民間借貸活動或許已進入風險暴露期,局部地區可能會出現金融風險和社會風險的疊加,需要引起高度重視和警惕。

　　隨著經濟周期的變化,一些行業景氣呈現拐點,盈利水平下降甚至出現虧損,民間借貸面臨較大的行業風險。民間金融主要是正規金融的補充,當商業銀行信貸增速趨緩,民間借貸的市場需求必然攀升。從前一階段的實際運行情況看,由于商業銀行“保大壓小”,民間借貸資金流向以出口為主業的中小企業,另外,高利潤率、高負債率的房地產業也是民間借貸的重點。今年以來,出口部門受政策和市場等多重利空因素作用,很多中小企業在盈虧邊界苦苦支撐,部分中小企業被迫關門。從沿海到內地,房地產銷售出現“量減價縮”局面,購房者心理預期回落,很多開發商資金回籠不暢,進入該領域的民間借貸資金出現呆壞賬的幾率在逐步擴散。
　　民間借貸的利率水漲船高,局部地區已經進入“暴利化”時代,高利貸的負面效應越來越大。據調查,2007年初溫州民間融資平均月利率為9.2%,今年1月上升到11.8%,6月末已達12.3%。少數短期拆借的資金利率更達到30%至50%甚至更高。一些中介機構發放“過橋貸款”按照融資天數計算利息,每天每萬元收取利息200元甚至300元,折合月利率為60%至90%,令人咋舌。經濟學的一般原理是,風險和收益是對稱的,民間借貸風險越大,利率就越高;同樣的道理,利率越高,違約風險越大。民間借貸的暴利運作模式不僅帶來企業的高成本運作,使企業原來就很緊的資金鏈變得更加脆弱,也容易危及企業的生存并引發支付風險。
　　在正規金融體系內,銀行危機會相互傳染,民間借貸也有連鎖放大效應,容易成為金融風險和社會風險的導火索。在高額回報的誘惑之下,“經濟人”會因逐利而失去理性,民間借貸行為在短期內能夠迅速放大,形成較大的社會影響力。一般情況下,民間金融的風險存在往往是局部風險甚至個人風險,但由于民間金融與銀行部門是休戚相關的,民間融資的風險正在向銀行部門滲透和傳遞。一旦一家企業資金斷流,可能會迅速波及其他相同類型的企業,并把風險傳染給當地的銀行部門。如果事態不能有效控制,影響面和破壞力就會更大。問題的復雜性還在于,銀行的風險處于監管部門的監控之中,出現支付危機尚有最后貸款人的救助,而民間金融的風險比較隱蔽,只有暴露之后才為外界所知,因此處理起來難度更大,管理部門也更被動。
　　上述種種金融風險都是潛在的,遇到合適的條件和時機,就會顯性化。不可否認,民間金融在一定程度上填補了正規金融供給不足所形成的資金缺口,緩解了中小企業和“三農”的資金困難,增強了經濟運行的彈性和適應力,應該承認,民間金融也存在著法律地位不確定、監管缺位、風險不易監控,以及容易滋生非法融資等問題,潛在風險激活和暴露以后,處置不當就會引發連鎖反應和社會問題。當務之急是,要加強對民間借貸的監控,對非法集資活動保持高壓態勢,防止個別問題擴大化,防止局部地區的企業資金問題演化為社會問題。
　　從長遠看,民間金融還應逐步走上正規化、合法化的軌道,推廣小額貸款公司和新型金融機構,為民間金融合法化提供更多渠道。對此,筆者以為可以借鑒香港等地《放貸人條例》的經驗,讓地下金融逐步“陽光化”,強化法律和市場約束,建立跟蹤監測體系,為決策和調控提供更為全面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