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7年6月建設部發布小產權房無法律保障的風險提示，并啟動了全國范圍的清查整頓以來，小產權房存廢之爭一直備受關注。繼年初國務院重申城鎮居民不得到農村購買宅基地、農民住宅或小產權房后，近日國土資源部已經將關于“小產權房”的報告上交國務院，提出的初步對策，是對新發生的一定要嚴肅查處；歷史形成的，要由地方政府妥善處理。看來，小產權房的合法化之途仍待破冰。

　　回顧過去，從小崗村的包產到戶，到民營經濟的蓬勃興起，再到國有企業的產權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正在發生著科斯所說“清楚界定的產權是市場交易的前提”所提示的變革。但在勞動力和土地生產要素方面，我們仍然畏手畏腳，比如，戶籍管制使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受到了限制，無法正確發現勞動力的價格；農村集體土地的所有權和使用權模糊，使農民無法分享土地增值的收益等等。
　　秘魯經濟學家赫爾南多·德·索托在《資本的秘密》一書中指出，阻礙全球五分之四的人口從市場經濟中獲利的主要絆腳石不在于文化差異，也不在于他們缺乏企業家精神，而在于他們無法創造資本。盡管全世界的窮人有數量驚人的資產，但由于資產不能在合法的所有權文件中得到表述和確認，無法交易和流轉，使這些資產成了“僵化的資產”，窮人也只能在非法的邊緣尋求微薄的收益，而政府也只能空喊減少貧困的口號，卻要面對日益嚴重的貧富分化，因為布羅代爾的“鐘罩”把受到私有權保護的部分人罩在其中，而把同樣需要私有權保護的另一部分人排斥在外。
　　同樣，處于法律盲點地帶的小產權房雖然似乎使農民多了一個財路，但他們很難利用這個資產來獲得更高的增值。因此，如何把這些非法但符合歷史趨勢也有利于經濟增長的小產權房納入合法的軌道，是政府必須邁過的門檻。
　　我們面臨的問題并不是新問題，但可以通過改革，促進勞動分工和資產流轉，這才是國富民強的必由之路，而強力的行政干預或者邊邊角角的修補都無濟于事。如果違法現象成了主流，要反思的可能就是法律制度本身。據2007年8月10日的《市場報》報道，小產權房的比例在北京當時占到20%，在天津，郊縣地區小產權房銷量占到整個市場的20%，在深圳，過半人住在小產權房里，難道我們不該反思這些“違法”現象嗎？一道禁令管用多長時間？現在必須思考從哪個方向入手進行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