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反通脹，許多人會想到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加息等貨幣政策手段，實際上，財政政策也是有力的一招。最近出臺的兩項政策就頗有“四兩撥千斤”的作用：5月28日，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決定調整部分商品進口稅率，其中凍豬肉從12%降至6%，椰子油、橄欖油分別從10%、9%降至5%；6月3日，財政部、國稅總局宣布取消部分植物油的出口退稅。這兩項政策，針對的都是國內供求比較緊張的食品，意在動用稅收杠桿鼓勵進口、限制出口，從而增加國內市場的食品供應，平抑其價格上漲。
　　當前的這一輪物價上漲，其形成機理十分復雜，既有來自需求方面的因素，比如投資需求旺盛、貨幣信貸投放過多等，也有來自供給方面的因素。比如，豬肉等部分食品供應短缺導致物價結構性上漲。再如，勞動力、原材料成本上揚、人民幣升值、出口退稅調整等，增大了成本推動型通脹壓力。今年開始實施的新《勞動合同法》，在保護勞動者權益的同時，也使企業的人力成本支出有所增加。一季度，全國城鎮在崗職工工資同比增長了18.3%。而前4個月，原材料、燃料、動力購進價格上漲10.3%，比上年同期足足提高了6.3個百分點。面對日漸高企的成本，企業感嘆“日子不好過”，有的咬牙消化，有的只能選擇提價。此外，國際初級產品價格上漲也帶來了輸入型通脹壓力。近年來，國際能源、原材料、農產品等價格快速飆升，而我國原油、鐵礦石、大豆等商品的進口依存度已接近或超過50%，國際市場上漲聲一片，國內市場自然也無法“獨善其身”。
　　既然物價上漲有多種因素，那么治理起來也要用多種手段。當前，投資和貨幣信貸的反彈壓力依然存在，特別是外匯儲備及相應的人民幣占款增長仍然較快，還需要繼續實施從緊的貨幣政策，同時根據形勢變化，及時、靈活地把握調控的力度和節奏，防止“超調”和“誤傷”。另一方面，也應當看到，貨幣政策對供給方面的作用比較有限，這就需要其他經濟政策協調配合，來應對供給因素引起的物價上漲。這里，財政政策就大有可為：
　　——應對結構性物價上漲，可以通過提高補貼、減免稅費、擴大公共產品投入等措施來增加農產品生產，保障市場供給。比如，加大對糧、油、肉、奶、蔬菜等農產品生產的補貼力度；減免農機具、農膜、農藥、化肥、飼料等農資生產和購置環節的稅費，以及農產品在加工和流通環節的稅費；提高財政在農業基礎設施建設上的投入力度。
　　——應對成本推動型通脹壓力，可以采取降低企業所得稅率、擴大增值稅轉型試點范圍等方式，來減輕企業負擔，化解成本上升的壓力。
　　——應對輸入型通脹壓力，可以削減相關產品的進口關稅，來減少進口產品價格上漲帶來的沖擊；同時可加大對相關企業進口產品價格倒掛的補貼力度。
　　物價上漲影響居民生活質量，在抵御通脹壓力方面財政政策似乎仍有操作空間。專家建議，不妨視物價走勢考慮繼續調減利息稅率；再次提高個人所得稅的起征點；繼續增加對低收入群體的補貼等等。
　　反通脹是中央銀行的天職，也是政府的責任。因此需要更大程度地發揮財政政策的作用，打好宏觀經濟政策“組合拳”。只有多管齊下，才能增強治理通脹的綜合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