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報道，近期山東省政府出臺的一份文件名為《關于進一步做好促進就業工作的通知》的文件中提出：“農村金融服務機構要拓寬農戶小額信貸和聯保貸款覆蓋面，放寬貸款條件，降低貸款抵(質)押標準，創業人員的房屋產權、土地使用權均可作為抵(質)押品。”關于抵押的操作細則的配套文件有望于7月底出臺。這一名為促進農村金融服務的條文，使得土地使用權和農民的宅基地可以變為抵押品。

　　根據山東省經濟學院不動產法研究中心在2006年假期組織學生對全省農村宅基地使用和流轉情況進行的抽樣調查顯示，總計68.9%的村莊實際發生過住宅出賣情況；實際出賣住宅10戶以上的村莊占26.5%；其中，75%城鄉結合部地帶的村莊實際發生過住宅出賣情況，實際出賣住宅戶數在10戶以上的占43%。同時在北京、廣州等大型城市令人關注的“小產權房”，實質就是關于農地矛盾的集中表現。
　　現實是理論的具體體現，產權理論與農地問題結合緊密，在制度經濟學鼻祖科斯的理論中產權是市場經濟的核心，產權清晰的前提下市場參與各方能自動達到帕累托最優。其中產權必須是完整的，抵押和出讓是產權的組成部分，沒有完全產權的土地以及在該土地上建立的房屋無法真正發揮市場手段的作用，造成了出賣者無法出賣，購買者無法購買，均不能達成最優配置。
　　對于農地政策的堅持來自于對中國歷史上周而復始的土地兼并的擔憂，但現在如果還持這種意見則是忽略了歷史的進步。中國古代傳統農耕社會各行業利潤相差無幾，更有嚴格的身份等級制度將商業歧視。經濟的發展只能體現為農業規模的擴大，而土地兼并是農業規模擴大的唯一路徑，而被兼并土地的農民則成為毫無保障的流民。這既是生產水平所造成的，同時也一定程度上阻礙了生產的進步，古代中國因此陷入了伊懋可所提出的“高水平平衡陷阱”之中。而現今社會，農業已經是生產效率最低的行業，大規模農業生產并非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其他行業遠比農業效益顯著。更為重要的是，農民也并非只能在土地中獲得收入，農耕社會中農民對土地的依賴現在已經不再剛性。
　　亞當·斯密早在《國富論》中指出：“農業收入增長緩慢的原因在于勞動分工的限制。”將農民與土地的聯系固定化限制了分工的深化，將中國本已過剩的農民牢牢限制在土地上更是不符合經濟發展的規律。農業人口向非農業人口的轉移是農村發展的解決之道，而現行的農地政策在農業用地方面的堅持，使得身份制成為市場化的障礙，使農民的城市化過程難以徹底。此外，對于我國農村來說，資金的缺乏是擺在技術和人力問題之前最為重要的問題。如能還原農地產權的完整性，那么資金問題將能得到有效解決。對于農地問題，我們應該相信一點——農民對于自己土地的考慮甚于任何人。
　　當然，對于耕地的保護也不能放松，耕地保護應該更多地從土地使用方面管理，而實踐證明最大的管理疏漏在于一些地方對土地資源的不當開放和濫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