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正在迅速接近2萬億美元規模的巨額外匯儲備，全部的外匯風險幾乎都集中在了政府的外匯管理部門———外管局和中投公司。
　　為了提高外儲收益，我們已經做了很多努力，包括允許外儲資金投資一些高收益金融產品，用2000億美元成立中投公司等等。不過，這些努力也遭遇了不少挫折。這些挫折讓國內不少金融高層決策人士對投資海外的態度變得相對保守，包括曾經收購南非標準銀行的工行，有投資海外意愿的建行，都對海外收購高度謹慎，怕在國內輿論環境下受到非議。
　　在這種情況下，最近能看得見的比較大膽的海外投資，僅有外管局投資國際石油巨擘微弱股份的消息，有中投公司追加300億美元投資海外的額度，還有就是最近中、日、韓打算新建數百億的基金以穩定區域金融市場，作為貨幣互換協議的延伸(5月6日《新京報》)。
　　現在的問題是，我們還有15000億美元規模、并且還在快速增長的外匯儲備怎么辦？筆者不得不再次強調我們曾經的分析：堅決地把外儲與西方金融寡頭綁定，建設金融利益共同體，幾乎是唯一可以對抗美國主動貶值美元風險的長期策略。從外部環境來講，以目前的綜合國力，我們根本不可能改變美國在金融市場上長期貶值策略的實施。改變不了趨勢，就必須因勢利導。
　　新加坡的政府投資公司(GIC)就是這么做的。GIC副董事長陳慶炎表示：“我們將自身對瑞銀集團和花旗集團的投資視為長期性投資。當市場恢復穩定且經濟狀況回歸正常水準時，這些投資將為我們帶來很好的回報。”
　　像GIC這樣與西方金融寡頭們綁定的策略，不僅僅能夠通過股權獲取西方金融企業的全球化投資管理經驗和收益，更能夠“獲得”的是這些西方金融企業背后的政治力量。這種政治力量的獲得，并不是簡單的“使喚人”的權力，而是來自于美國法律上對于股東利益的尊重與承認。他們不是股東利益至上嗎？中國做不好金融資產的經理人，還做不好股東嗎？
　　從長期而言，中國應該堅定地學習GIC進行全球金融市場的抄底，而不應該因為短期得失而止步不前。我們應該清楚地知道，一旦西方金融機構恢復元氣，我們就不可能再有這么便宜獲得股權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