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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月東京G7會議以來，國際上對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出現了微妙的分化，由于人民幣一直堅持小幅穩定升值的趨勢，國際上對人民幣升值預期已經變化，從美國和歐盟等各方的角度來看，人民幣小幅穩定升值的后果已經截然不同，因此總體上使人民幣升值壓力表現出逐漸分化的趨勢。對人民幣升值壓力的這種分化趨勢，既反映了人民幣在國際化過程中逐漸顯出強勢的長期趨勢，又揭示了人民幣國際地位的進一步提高，總體而言，堅持人民幣匯率合理均衡和基本穩定的方針，以及適時增加市場的影響力并擴大人民幣彈性的策略取得了相應的成效。
升值預期發生變化
年初以來，歐元和日元兌美元均大幅上漲，其中歐元表現最為強勢一度突破1.60關口，日元兌美元也升至93日元附近，隨后歐元和日元兌美元均出現大幅回落，外匯市場的這種“銳幅變化”和“無序調整”，引起G7在東京會議和華盛頓會議的高度關注，華盛頓G7會議還首次通過了匯率聲明。總體上看，匯率劇烈波動對G7內部之間經濟財政和金融政策的協調已經產生了不利影響，也成為各國經濟穩定的負面因素。外匯市場的這種急劇動蕩與全球金融市場動蕩、商品價格暴漲暴跌以及信貸緊縮等交織在一起，加之通脹壓力持續上升，使全球經濟風險進一步加大，各國貨幣政策的難度也大幅增加。
人民幣則在這段時期維持合理均衡和基本穩定，人民幣升值預期已經由單純的價值上升轉向國際基本貨幣，特別是在外匯市場劇烈動蕩的形勢下，人民幣作為世界避險貨幣的預期作用大幅上升，在全球金融體系中的國際地位顯著提升，尤其是在東亞領域人民幣避險和升值的預期十分突出，一些國家官方和民間都在增持人民幣，同時中國外匯儲備突破1.6萬億美元，維護了人民幣作為世界避險貨幣的國際強勢地位，如果人民幣繼續維持這種升值態勢，那么國際流通領域和空間將快速擴大，所以人民幣升值預期越來越向國際硬通貨的方向轉變，這是各方對人民幣升值壓力出現分化的前提和基本面。
升值壓力明顯分化
歐美都在人民幣升值問題上施加壓力，但其表述卻不同，美國敦促人民幣升值更多是以發揮市場的作用為借口的，甚至以中國通脹壓力上升為參照，其主要目的集中在增加人民幣匯率彈性上，換句話說，美國最希望看到人民幣匯率增加波動性，甚至向歐元和日元那樣大幅漲跌，至于人民幣升值幅度以及由此對中美貿易逆差產生的影響，還處于次要的地位，“彈性”是美國對人民幣升值施加壓力的主要目標。實際上，人民幣成為國際硬通貨的趨勢越來越明朗，美國擔心人民幣在東亞區域中的流通領域和空間過快擴大，將部分美元擠出東亞市場，因此美國希望人民幣大幅波動性，來緩沖其成為強勢貨幣而對美元的負面作用。
相比之下，歐元匯率始終處于劇烈波動之中，歐元對美元、日元、英鎊等也都處于劇烈波動之中，歐元對美元大幅升值對歐盟降低能源成本、增加控制通脹籌碼都具有重要作用，而且在東亞區域歐元沒有類似美元的擔憂，人民幣流通領域中如果開辟東亞市場，對歐盟的實際影響仍然主要集中于中歐貿易上，所以歐盟更多地從“全球失衡”的角度對人民幣施加壓力，是以中歐貿易赤字為主要目標，主要關心的是人民幣匯率達到什么水平才合乎自身的長期經濟目標。
日本和加拿大等國對此也各有不同的目的，就日本來說，最近距離地感受到中國經濟崛起和人民幣強勢的壓力，其對人民幣升值施加壓力的目的，既有考慮中日貿易的直接訴求，又有擔心人民幣擴展東亞市場的擔心，其他各國也大致如此。
堅持合理均衡和基本穩定
次貸危機以來，以美元為首的國際貨幣體系出現劇烈波動，已經為世界經濟增加了大量的風險因素，對國際金融市場的穩定也是既不利的，人民幣相對穩定使其國際避險貨幣的作用更加突出，已經動搖了傳統的國際貨幣體系和金融市場秩序。G7會議之后各方對人民幣升值的表述不盡相同，無論各方對人民幣施加的壓力如何分化，人民幣繼續堅持合理均衡和基本穩定的方針更加重要。這對于中國經濟增長和崛起是最實際的政策方向，對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和逐步開放金融市場也意義重大，同時也可以在穩定國際金融市場和促進世界經濟增長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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