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財政部與新加坡、阿布扎比政府，以及GIC和ADIA兩只主權財富基金近日達成了關于主權基金投資原則的協議。該協議將會成為IMF和OECD在制訂關于主權基金的良好行為準則的重要參考。這表明，作為主權基金最重要的投資東道國之一，美國政府正試圖與前者合作，以制訂一個規范它們行為的全球監管框架。
　　發達國家近年來紛紛對主權基金表示了關注和擔憂，這主要有兩方面原因。其一，主權基金的出資方是發展中國家政府，因此，他們的投資行為背后可能滲透了主權國家的政治利益，可能會以控制發達國家的戰略性產業為目標。其二，主權基金的規模近年來迅速增長，當前的總體規模約為2.6萬億美元左右。如此龐大的資金頻繁進出發達國家金融市場，可能加劇市場的波動性，并引發匯率動蕩。
　　由于次貸危機愈演愈烈，華爾街金融機構迫切需要資本金注入，因此美國政府在這段非常時期內對主權基金的態度可謂又愛又怕，欲拒還迎。在這種兩難困境下，加強和主權基金的溝通，并盡快制訂監管它們的多邊性框架，成為美國財政部的當務之急。
　　從本次美國財政部與GIC和ADIA達成的協議草案來看，協議為主權基金制訂的行為框架依然是非常寬泛的要點，而缺乏具體細則。例如，協議對主權基金提出的五點原則包括：投資行為的純商業化原則、更好的信息披露和透明度原則、更高的治理結構和風險管理水平原則、公平競爭原則以及尊重東道國相關規定原則。拋開發達國家的利益不談，這些原則對于主權基金本身的成長和發展而言也是必不可少的。
　　關鍵在于，魔鬼往往出現在細節中。一個表面上看來寬松和公正的協議，其實施細則可能變得無理和嚴苛。因此，在制訂多邊性監管框架的問題上，主權財富基金與發達國家的較量才剛剛開始。
　　必須指出的是，一個多邊性監管框架對于主權基金本身并不一定是壞事。因為該框架除了對主權基金做出要求外，也會對發達東道國做出要求，而這有利于抑制發達國家的保護主義傾向。例如，在美國財政部和GIC、ADIA簽訂的協議中，也要求東道國不得對符合規則的主權基金實施歧視性待遇，而且要制訂明晰的監管投資的框架。
　　從目前來看，關于主權基金的良好行為準則的出臺已經是板上釘釘的事情了。不過，準則出臺本身并不能完全改變主權基金的景況，這最終取決于發達國家本身它們是否歡迎。至少從短期來看，在次債危機塵埃落定之前，發達國家對它們的態度將是相對友好的，這段時間是主權基金投資于發達國家金融機構股權的“時間之窗”。在次債危機結束后，發達國家對它們的抵制情緒可能會顯著上升，屆時它們的日子就可能不再好過了。
　　無論如何，對于主權基金而言，積極參與規則的制訂，要比被動地接受規則明智得多。在一個全球化的世界里，一旦發達國家和某一兩個重要的主權基金簽訂了規則，其他主權基金的唯一選擇就只能是執行該規則，正如亞洲鐵礦石一年一度的定價規則一樣。與其最終被動地接受，不如在一開始就積極地表態和參與。

(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