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匯率的困境只不過是投資和消費內部失衡的一個必然結果，而不是原因，通過名義匯率的大幅升值來治理通脹有本末倒置之嫌。
　　在實際匯率決定等式中(實際匯率增速＝名義匯率增速＋通貨膨脹變動率)，由于價格傳導不暢導致通脹因素累積釋放的情況下，國內更多的聲音開始寄望于名義匯率一步到位的大幅升值；認為這樣就能夠將價格上漲的壓力消弭于無形。這種機械思路背后的一個潛在邏輯依然是，人民幣名義匯率升值能有效地縮小順差，改善國際收支。在人民幣兌美元突破7.2的關口之后(相關報道見本報B04版)，這種聲音顯得更加急切。
　　但是顯然地，全球化趨勢下的跨國公司已經成為全球生產的組織者和協調者，并實現了按價值鏈組織全球分工，從而在根本上改變了貨幣、貿易和更多宏觀經濟變量的傳導機制，使傳統的通過匯率來調整貿易平衡的機制在低端價值鏈幾乎完全失效。更明確地說，匯率彈性取決于當下各國在全球產業價值鏈所處的位置。
　　例如，瑞士-美國合資的羅技(LOGITECH)公司，每年在美國銷售二千萬個在中國蘇州制造的鼠標。鼠標單價40美元，其中，羅技得8美元，分銷商和零售商得15美元，零配件供應商得14美元，包括工人工資、電力和其他經常開支在內，蘇州僅得3美元。《華爾街日報》就此評論，“羅技公司的蘇州貨倉是當前世界經濟的縮影。”

價值鏈低端消解匯率彈性

　　盡管中國已成為世界的制造業中心，但制成品的最終價值決定卻并不在中國，品牌、技術附加值和流通領域拿走了其中的大部分。有數據顯示，中國2007年對美元的有效匯率上升了12%(名義匯率升值＋通脹)，但對美輸出的中國商品價格僅僅上升了2.1%，而且主要還是能源價格上漲所導致的海運成本上升。
　　因此，價值鏈低端的位置決定了中國的匯率彈性相當地低，人民幣名義匯率的變化所引起的在中國部分增加值的變化很難傳遞至最終制成品價格，盡管這些制成品都被冠以“中國制造”的標簽。外部的需求很難受到一個處于價值鏈低端的國家貨幣價值的調節。相反，中國的利益很可能在這種不同價值鏈的利潤重新分配中進一步受損。
　　從根本上講，增強匯率彈性只能靠自主創新的產業結構的躍升。對加工貿易而言，無論內需如何擴大、人民幣如何升值，只要有對國內工資等加工費和稅收的支付，就必定是順差。
　　盡管我國出口產品結構中高科技產品比例在提高，2007年機電產品出口超過6700億美元，高科技產品出口也達到3600億美元；但這種結構變化更主要的是相關產品加速向中國轉移的結果。據發改委外經所的調查報告，目前出口的高科技產品中，有97%是外資生產的。有關調查還表明，93%的中資企業一般都不搞自主創新，國有企業高科技產品的進出口貿易目前也處于逆差狀態。

匯率困境解讀勿倒果為因

　　中國的進口主要取決于投資，投資對價格的敏感度很低，因為許多需要進口的重大建設項目的上馬，往往取決于政府計劃部門及銀行貸款，并不會太多考慮匯率。中國的進口與消費還主要受到眾多非匯率因素影響，如醫療衛生、養老、退休和社保等服務體系落后，與私人消費配套的城鄉基礎設施等公共服務的落后，資本市場和銀行體系效率低下等。這些經濟因素的結構性調整，將比人民幣升值更有效地釋放中國的進口購買力。
　　此外，從名義匯率大幅升值的風險看，中國目前的資本項目管制的“防火墻”是否經得住沖擊始終是個疑問。當下借經常項目或直接投資購買人民幣資產或者房地產進行投機的手段已經非常專業化，成本甚至低于正規的銀行體系。熱錢流入量難以估計，因為去年新增外匯儲備中，無法由貿易順差和FDI解釋的部分大幅增加。2005-2007年，房價漲了3倍，股市漲了6倍，投機資本賺得盆滿缽溢，人民幣如果最后一次大幅升值，正好成了它們全身而退的買路費。泡沫破裂，銀行壞賬，隨后必然陷入通縮。隨著資金回流，美元又可以重新得以確立強勢，美國顯然成為最大受益者。反過來再收購我國的廉價資產，“美元本位”的國際貨幣秩序進一步得以強化。
　　國際收支失衡本質上是一個內在的宏觀經濟總量問題，并不直接取決于貿易政策或產業競爭力，而取決于國民儲蓄率和投資率，因為它們決定了資本的國際流動。這兩個變量幾乎不受貿易政策的影響，更不會受到其他國家貨幣升值或貶值的影響。儲蓄與投資的長期失衡，顯然最終是由一個經濟體的經濟增長模式所決定。從這個意義上說，人民幣匯率的困境只不過是投資和消費內部失衡的一個必然結果，而不是原因，通過名義匯率的大幅升值來治理通貨膨脹有本末倒置之嫌。

(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 中國經濟評價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