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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兩位美國參議員曾提出，對進口的中國產品加征27.5%的懲罰性關稅，除非人民幣能升值同樣的比率。最近，英國的《經濟學人》雜志注意到，盡管懲罰性關稅的法案并沒有成為現實，但是到2009年初下一任美國總統就任時，人民幣對美元的升值幅度有可能會達到27.5%。從2005年7月中國匯改以來，人民幣已經升值了14%。展望未來一年，人民幣可能升值8%~10%甚至更高，然而這一切并非來源于美國的壓力，而是中國經濟內在需求的結果。
美國公眾至今還記得：在上個世紀70年代，美國經濟低迷、通貨膨脹居高不下，卡特政府不得不采取燃油限價的策略，使加油站排起長龍，鬧得人心惶惶。美國人從這種慘痛的經歷中學到了寶貴的一課：威脅經濟發展的因素雖然復雜眾多，但最大的敵人是通貨膨脹。以后的美聯儲幾乎全由反通脹的鷹派所領導。美國經濟也漸漸復蘇并進入持續高增長期。其中的一個竅門就是在GDP猛漲的同時保持了低通脹率，走出了經濟一“過熱”，通脹率就上升的怪圈。
美國能走出這一怪圈，當然不僅僅是美聯儲之功。中國和印度等龐大的發展中經濟體融入世界經濟體系，為發達國家提供空前規模的廉價產品，壓低了美國經濟的成本。這包括美國人消費品價格低廉、生活費用平穩、勞工面對國際廉價勞工的競爭難以提高工資等等。所以，在美國國會推動促使人民幣升值的法案時，《華爾街日報》就旗幟鮮明地表示反對，甚至頻頻發表文章指出：人民幣的低匯率有利于美國經濟，中國在幫助我們抑制通貨膨脹。我們應該祈禱的是這樣的好買賣可以長久地持續下去！
然而，中國經濟不可能永遠維持這種低價發展的模式，否則就會出口低通貨膨脹、進口高通貨膨脹，傷害中國經濟本身。道理很簡單：中國經濟持續兩位數的增長，需要大量進口原材料，其中包括石油。如果匯率長期維持不動，人民幣的購買力就非常低，原材料進口的價格就會不斷攀升。在高度全球化的經濟中，這種原材料進口價格的攀升，已經對民生有立竿見影的沖擊：石油、鋼鐵、汽車、紙張等等，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幾乎無孔不入。另外，食品價格的大幅上漲，也為國際市場所決定，很難通過行政命令的手段得到控制。對此，《經濟學人》不久前已經作出分析：中國、印度因為經濟起飛而提高了生活水準，引起食品結構的變化，肉食增加，進而需要大量谷物作為飼料，產生了人畜爭食；另外，國際原油價格持續上漲導致美國大力發展再生能源，大量農地被用于生產乙醇等“綠色能源”，產生了人車爭食。結果是在世界范圍內食品需求加大、供應縮小，抬高了食品的價格。
從這個立場來回顧，如果人民幣在過去兩年多的時間里不向上浮動，中國經濟就會承受巨大的負擔。放眼未來，人民幣升值也是抑制通脹進口、提高老百姓的實質性“財政收入”的有效辦法。人民幣升值有利于中國的經濟和民生，這個道理近兩年來越來越清楚。當然，這一切都不會是白來的。有報道說，去年中國的勞動力成本提高了35%。人民幣升值降低了中國產品的原材料費用，但將會進一步提高中國的勞動力成本，對中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提出嚴峻挑戰。
面對這種兩難的局面，中國只有進行經濟升級、逐漸擺脫低薪廉價的發展模式。這一點，我在最近三年曾反復指出———中國不能永遠為世界打工。老百姓要從經濟增長中獲益，他們的勞動力就應該賣出個更好的價錢。中國的人口紅利在未來十幾年將逐漸消失，從勞動力富足型經濟演化為勞動力短缺型經濟，勞動力價格將因為稀缺而自然提高，因此所謂“襯衫經濟學”早晚要碰壁。
要通過市場的原則推動中國經濟的升級，需要兩個機制：第一，政府要保證勞動者的權益，加大他們向企業討價還價的能力，促使企業面對勞動力成本提高的市場現實，加快優化技術和管理。第二，加大教育投資，特別是對民工及其子女的教育投資，避免“民工的孩子永遠是民工，盲流的孩子永遠是盲流”的局面，使下一代勞動力能夠勝任高薪、高附加值的工作。總之，如果中國人不隨著經濟發展而變得更加“值錢”的話，中國經濟就會逐漸失去動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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