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違法成本”必將對約束污染行為發揮積極作用，但作為完善法律責任的另一個組成部分———如何降低“守法成本”，希望草案在修訂過程中也能進一步明確。
　　《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污染防治法》（修訂草案）特別對“為了加大水污染違法成本，增強對違法行為的震懾力，解決‘守法成本較高、違法成本較低’的問題，在法律責任部分做了規定。筆者認為，提高“違法成本”必將對約束污染行為發揮積極作用，但作為完善法律責任的另一個組成部分———如何降低“守法成本”，希望草案在修訂過程中也能進一步明確。
　　舉例來說，如果按照《水污染防治法》的規定，“重點排污單位應當安裝水污染物排放自動監測設備，與環境保護主管部門的監控設備聯網”，由此引起的費用支出，應該由誰支付？如果讓企業承擔，則在事實上增加了“守法的成本”。按照現代法律“無罪推定”的原則，法令不能假設任何企業“違法”。但是，如果假定這些企業是“守法”的，而又必須“依法”安裝這種監測設備，就是增加了“守法成本”。
　　再比如，按“修訂草案規定，直接或者間接向水體排放工業廢水和醫療污水以及含重金屬、放射性物質、病原體等有毒有害物質的其他廢水和污水的企業事業單位、個體工商戶以及城市污水集中處理設施的運營單位，都應當取得排污許可證”，這也可能成為增加守法成本的環節。《水污染防治法》，是針對“水”而實行的普遍適用的法令，就“廢水和污水”而言，什么情況下可以排放，什么情況下禁止排放，應該由明確的衡量標準加以限制，而不應轉化為“取得排污許可證”。對于自覺遵守國家“水排放標準”的企業來說，取得這種“排污許可證”的努力，也會導致“守法成本”的增加。
　　以法律必須遵守的“公序良俗”的原則進行判斷，一項好的法律的實施，應該使“好人”即“守法者”感覺不到它的存在，當然也無需為此支付額外的成本。為了懲罰“壞人”即“違法者”，而讓“守法者”疲于應付的法令并不可取。更嚴格說來，廣義的守法成本還應將執法成本包括在內。執法成本需要從稅收中支付，因此最終也表現為“守法者”的成本。從這樣的意義上看，修訂草案中似乎更多地強調了“監督、監管、審批”，體現了進一步強化行政的訴求，而對于如何降低守法成本的問題還欠缺考慮。
　　也許有觀點認為，提高“違法成本”，相對來說就是降低“守法成本”。這種說法聽起來沒錯，卻不能改變從“守法者”口袋里向外掏錢的事實。如果守法成本高居不下，很可能出現讓好人替壞人埋單的尷尬。若從經濟學的角度考察，無論是“守法成本”還是“違法成本”，最終的支付者都是產品和服務的最終消費者，是社會大眾。由此推定，并非僅只就《水污染防治法》而言，以全社會的福利計，努力降低“守法成本”一定有助于全民福利的改善，也會使我們的法令更加符合“公序良俗”的原則。

（中國社科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綜合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