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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人一直試圖用蒙代爾三角證明有獨立的貨幣政策，但客觀地說，中國還不具有獨立的貨幣政策。
人民幣幣值雖然屢有改進，但基本由美元決定。以人民幣表現的資產價格是以投資者對人民幣升值的國內外預期流入資金決定的。人民幣以資產價格一路狂漲的形式，展現了與上世紀80年代相似的日元升值之路。
央行正在向財政部的角色靠攏，這不是因為特別國債的發行拉近了兩者的距離，而是因為央行以貨幣政策行宏觀調控與經濟結構之職，已經溢出了央行的邊界而更像財政部的職能，這一職責是央行力所不能及的。
誠如李揚先生所說，目前只依靠貨幣政策進行調控已經走到了盡頭。加息與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已經成為新一輪財政擴張政策的反面注腳。受制于與美元的利差，以及銀行的贏利模式、貸款企業的承受能力，央行也不可能急速加息，而存款準備金率也要考慮到金融機構流動性的承受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央行行長周小川先生近日表示，人民銀行希望實際利率為正值。但他指出，衡量實際利率的方法很多。此前，央行行長助理易綱也曾表示，央行控制通脹的決心和措施是堅定不移的，央行會盡量避免長時期負利率的局面。這兩句話一正一反，表達的是同樣的意思，即央行希望實現正利率，但在現實條件上，還不能很快達到。
投資者已經無需太多關注各種治標不治本的貨幣緊縮政策，那不會給中國經濟造成多大的影響，從各種跡象來看，央行更關心的是匯率問題，這是中國貨幣政策的最后一帖猛藥。
在同樣的場合，周小川先生提到，要取消不必要的金融管制，為企業走出去提供金融服務，改變寬進嚴出的匯率政策。說白了，就是政府將逐步放開資本項目管制，從最近外管局強力推進港股直通車，到開放再批30億美元的QDII制度，無不表明了央行對于匯率市場化的偏好。
8月中旬一則重要金融新聞被悄悄放過，國家外管局發布外匯管理體制重要改革措施：取消境內機構經常項目外匯賬戶限額，境內機構可根據自身經營需要，自行保留其經常項目外匯收入。以此為標志，我國自1994年沿襲至今的強制結售匯制度，終于淡出歷史舞臺，被意愿結售匯制度所取代。其實，早在2005年，外管局就將企業保留現匯比例由30%或50%，提升至50%或80%。
中國外匯市場化面臨兩大挑戰，一是中國匯率上升將損害中國制造業，從而打斷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形成更大的社會問題，最終導致國內居民消費能力下降。不過，換個角度來說，我們找不到有比狂飆的資本市場與通脹壓力雙重陰影下，更會加大貧富差距的經濟發展模式。
第二，人民幣升值將帶來資產泡沫，而后進入泡沫崩潰與實體經濟衰退的陷阱，在這方面，日本就是前車之鑒。當我們用日本資產泡沫的慘痛歷史為我所用時，有意忽視了：正是日本政府堅持日元不升值，才造成了以日元計價的資產價格的狂升，東京土地價格超過全美土地價格的奇觀。而當初的馬克與現在歐元的升值，并未給當地經濟帶來毀滅性影響，相反，帶來了隨市場而動的靈活而獨立的貨幣政策。因此，日本的教訓不是受到美元脅迫導致日元升值而帶來泡沫崩潰，相反，是沒有在正確的時間堅決升值。
決策層最清楚中國貨幣的實際價值，要夯實人民幣升值的基礎，政府除了進行民生經濟、環境經濟工程以外，最重要的是使企業的效率真正達到世界一流，同時，逐步放開匯率波動幅度，進行貨幣自由兌換。否則，中國經濟今后將長期處于匯率這一定時炸彈的威脅之中。最終，由虛擬經濟的崩潰開始，陷入實體經濟的衰退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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