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市場經營的不善，不小心導致了企業的破產。本來這是市場的常態，沒有什么可大驚小怪的，但正如有些專家所擔憂的那樣，這些企業一旦破產，入股的農民就將失去最基本的生存保障。
　　30年前，安徽鳳陽小崗村18個農民的一個激情義舉開啟了農村土地承包制改革的議程。不過，出人意料的是，小崗村卻又把這些冒著生命危險換來的農地經營權交給了上海大龍公司統一經營，重回農地的集體經營模式。最近，重慶市政府允許農民以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入股農村合作社、有限責任公司等，這一令人注目的農地創新經營模式也吸引了浙江民營企業的敏銳嗅覺，已有1億資金虛位以待。
　　按照政策設計者的思路，通過這些農地制度的安排，吸引了大量的城市資本流入到農村，解決農業發展過程中的資金不足問題。如果這些農業企業化經營能成功的話，農民也能從中獲得比傳統農業更加多的收益。而且，這些產權改革也解決了傳統農業的分散化經營，積極推進土地集約化、規模化經營，提高農業的組織化程度，實現農業的現代化發展。但對于每一項制度創新來說，我們并不能太樂觀，很多魔鬼就在細枝末節之中。
　　在新制度經濟學中，有個久經不衰的問題：既然有良好的制度，但為什么那些落后國家始終不進行制度改革，實施那些好的制度呢？對這一問題，不同經濟學家從世界各地的實踐中得出各不相同的理論解釋。不過，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正因為由于現實世界中各人的利益各不相同，很容易陷入“囚徒困境”中，從而使得那些具有良好政策意愿的制度改革往往不能成功。
　　對于此項制度創新，不但需要面臨著企業的市場經營情況，而且也需要這些企業家與農民之間的有效管理協調能力。農業不同于工業和服務業，具有更大的市場風險。古人所說的“谷賤傷農”，就是這個道理。如何規避這些巨大的市場風險，應該是我們農村改革中的一個重點所在。另外，把農民從原來單純生產者中解放出來，成為企業的股東，這些角色能否成功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我們擔心的還不止這些，更重要的是破產機制的不完全性。
　　由于市場經營的不善，不小心導致了企業的破產。本來這是市場的常態，沒有什么可大驚小怪的，但正如有些專家所擔憂的那樣，這些企業一旦破產，農民就將失去最基本的生存保障。也就是說，這些入股的農民還不具備完全的市場破產能力。正因為此，當初提倡改革創新的政府就不可能將這些農民置之不理，所以肯定會進行必要的救助。有了這個事后的救助預期，企業的某些人就有可能利用這個“金降落傘”進行故意的破產，騙取政府的各種項目款和救助基金。2001年諾貝爾獎得主喬治·阿克洛夫就專門研究過這一問題，認為轉型期俄羅斯企業的經營不善并不是因為能力不夠，或者市場不好，而恰恰這些經理人利用信息優勢掏空企業資金，從而損害了廣大中小股東的利益。實際上，之前的“藍田模式”就已經給我們這些擔憂留下了最好的注腳。
　　當然，這些問題并不是說我們沒有成功的希望。試想，誰能想到當初鳳陽農民打破“大鍋飯”的土地承包經營權能有今日的輝煌呢？也正因為這樣，使得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們放棄原來的新古典思路，開始走入漸進改革的思維模式。任何看似惡劣的政策也有成功的希望，而那些看似不錯的政策卻也有可能面臨著失敗的困境，關鍵還在于我們是否能在改革的過程中有個良好的調整和適應過程。

(浙江工商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