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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強險本質是駕駛員通過購買交強險的形式，全面承擔了個人無回報的社會公益職責。但是所謂的“浮動費率制度”等于把這種社會公益行為作為獎懲手段和價格工具，豈非滑稽？
盡管交強險費率偏高問題已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質疑，但遺憾的是，諸多跡象表明該險種不僅沒有被矯正，反而越來越偏離其應有的軌道。日前，保監會公布了下一步交強險費率的征收浮動辦法（草案）：從今年7月1日開始，交強險費率將與每位車主的交通事故率和交通違章記錄相掛鉤，實行上、下最高30%的浮動，安全駕駛者可以享有優惠的費率，交通肇事者則將負擔高額保費，以此實現“獎優罰劣”。
該“辦法”的內容表明，在有關主管部門眼中，交強險儼然成為了對駕駛員進行交通安全教育和獎懲的價格工具。盡管表面看來，對于守法行為實施獎勵、對于違法行為進行懲處是那樣的順理成章。但必須指出的是，視交強險為獎懲工具卻是極度的滑稽與無知，在根本上背離了這一險種最基本的定位。
與其他社會商業險種不同，交強險是典型的社會公共利益性質的險種，其目的是為交通事故受害人提供基本的保障：即便被保險人在事故中無責任，受害者也能獲得一定賠償。因此，與其他商業險種不同，交強險的最大特點是無責任的車輛駕駛員承擔有責任受害人的賠償義務，從而讓處于相對弱勢的交通事故受害人能夠無論自身是否有責任也能夠獲得最起碼的保障。其本質是駕駛員通過購買交強險的形式，全面承擔了個人無回報的社會公益職責。但是所謂的“浮動費率制度”等于把這種社會公益行為作為獎懲手段和價格工具，豈非滑稽？
打個比方，保監會對交強險費率浮動的有關規定，就好比行政部門強制所有公民必須每年捐贈固定的福利善款，然后還把公民日常表現的優劣作為減免或調高捐贈善款數量的標準。當交強險的公益職能變形成為了行政執法獎懲的工具，其本身的公益性質無異于受到了來自行政部門的商業化玷污。
不僅如此，在之前有關交強險暴利問題的爭議尚未有明確結論之時，保監會卻倉促公布所謂費率浮動的規定，其本身難逃轉移公眾視線之嫌。
不久前，北京律師孫勇以交強險存在暴利為由第四次將中國保監會告上法院，要求取消交強險中介代理制度。其上訴的理由正是公益性險種的商業運作產生了每年高達400億元的商業暴利。對于這一指責，盡管保監會明確表示交強險不存在暴利，但是同時也稱保險公司具體盈虧情況要等到9月份才能夠對外公布。
由于這一關鍵數據尚未公布，因此對于既往交強險是否存在暴利、費率是否需要進行調整、調整程序如何確定、公共利益如何與商業保險機構實現平衡等眾多核心問題都無法進一步澄清和解決。恰恰是由于保監會的表態，令社會公眾都尚在耐心等待著保監會于9月份公布具體的盈虧情況報告，然而就在此時此刻，所謂交強險浮動規定卻突然現身，著實令人費解。試想，當基本費率是否合理還在受社會強烈質疑，費率標準尚存在調整可能的情況下，卻以這樣一個未定的標準作為基礎，制定所謂的浮動獎懲制度，豈非本末倒置？
事實上，圍繞交強險所產生的全部爭議，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費率的制定與收取存在部門化、利益化的嫌疑，作為繳費方的社會公眾則全無話語表達權與監督審計權。費率浮動規定倉促出臺無法替代費率本身是否合理的爭議，反而只會讓雙方的利益裂痕進一步加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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