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遭詬病的政府采購價格貴，在《廣州日報》近期推出的政府采購“價格門”調查報道中，我們終于看到了另類聲音。媒體曾經報道過的某盲人學校買車事件的校方負責人表示：“個別媒體報道是失實的”，當時學校通過政府采購一輛面包車，中標的價格是37.2萬元，而同一車型，當時市場價大約是37.5萬元。被“各方熱議”引作“例證”的廣州市某機關潘先生（此前，他向市人大政府采購執法檢查組所反映“政府采購價高于市場價”），近日的說法是，“其上網看了一些數據后，嫁接給政府采購了”。更有專家表示，“沒有政府采購黑暗更多”。（《廣州日報》5月15日）

　　“政府采購價格高”是最近兩年的熱點。一時間，政府采購為何“只買貴的，不買對的”之類的評論，充斥各路媒體。政府采購價高于市場價似乎已成一種定論。
　　作為一名政府采購管理工作者，對每一起有關“政府采購價格高”的報道，筆者都十分關注。令人費解的是，細讀媒體的相關報道，幾乎無一例外地都屬于“訪談”類報道：如，在什么會上有代表或委員指責政府采購價格高，在什么場合有官員斥責政府采購價格高，有學者評述政府采購價格高。這其中不乏舉例，但幾乎都是舉“他人之例”，如前述潘先生般的例子。而很少見到媒體“披露”性的報道，即對一個具體的政府采購違規操作進行披露。于是沒有人較真，沒有鑒別新聞真偽，沒有聽到政府采購部門叫屈，也沒有聽到有關部門的權威聲音；于是政府采購價格高，便成為一種流行觀點。
　　政府采購作為一項管理財政支出的國家制度，其核心在于用好納稅人的錢。推行這一制度，使得過去千家萬戶式的機關團體的自行采購被“叫停”，這意味著各機關單位的采購權被剝離，但并不等于政府集中采購機構“獨攬大權”，可以隨心所欲地“集中腐敗”。我國的政府采購制度精神，并不是簡單地將過去的各自采購，歸屬于另一方直接采購，而是用政府集中采購的手段，讓使用財政性資金的采購單位、集中采購機構和監管部門，在一種公開公正的平臺上共同操作，法律還專門規范了采購人（采購單位）權力。
　　事實上，失去“業主”地位和相應權力的采購單位，最容易以一句“政府采購價格高”，來表達不滿或規避政府采購。許多對政府采購的非議，也只是議論而不是舉報，究竟虛實如何，很有必要較真一番。我們所以聽信相關報道和評論，顯然忽視了采購人的權力和責任，把集中采購機構誤認作可以擅自作主的獨權機構。
　　筆者并不否認政府采購價格高的問題存在，現實的政府采購活動中，尤其是在“協議供貨”這一采購方式中，由于其經常性、零散性，決定了其采購特點是“一次招標，全年定購”。市場的變化，使原約定的優惠比率不足以體現原優惠動機，加之管理沒有及時跟上，可能造成政府采購價高于市場價的出現。
　　就理論而言，相對于其他的采購方式，由于其競爭更直接，采購的兌現性更強，一般情況下政府采購價不可能高于市場價。從各地實施政府采購改革的情況看，通過政府采購，有效地預防了政府及政府各部門在貨物、工程和服務采購上的腐敗現象，有效地節約了國家財政性資金。這是千千萬萬采購行為中不容抹掉的事實，即便某時某地出現政府采購價格高的“個例”，也不能代表普遍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