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有效遏制當前股市愈演愈烈的違規行為關鍵是要平衡好市場與監管間的關系和各自的職能。
　　要引入集體訴訟制度等提高市場化的懲治成本，并引入建立健全和完善個人破產制度來確立市場化的懲治邊界。也要通過加強發揮市場自律和制衡與公司法人治理結構的完善來分層防范違規行為的發生。
　　近日，上投摩根基金經理唐建的老鼠倉行為已被中國證監會查實，唐建極有可能成為中國證券市場內幕交易被查處的第一人。這同時也是證監會以監管之手給股市降溫的初步行動。（詳見本報今日B03版）
　　上投摩根的老鼠倉事件和杭蕭鋼構的違規信息披露再次證明，股市的信息失真以及違規痼疾不僅沒有得到有效遏制，而且在當前股市出現非理性亢奮的情況下大有愈演愈烈之勢，同時也把證監會推向了風口浪尖。業界紛紛建議證監會提高懲治成本和加強市場監管來懲治那些敢于違規者。中國股市為何出現如此頻繁的違規行為和事件？

懲治成本低是直接原因

　　對于股市違規者，證監會目前主要通過行政罰款和市場禁入等來加以懲治。由于相對于巨額違規獲利來講，最高數十萬的懲治成本不僅很難對違規者產生震懾力，而且還很容易誘發市場的逆向選擇。
　　雖然新修改的《證券法》對市場違規者增加了刑罰約束，但懲治違規的制度體系仍然不完善。一般來講，對違規者的懲治首先是要沒收非法所得，然后是懲罰性的行政罰款。同時，由于違規者的行為侵犯了其他人的利益，因此，其他利益受損者可以通過集體訴訟等形式要求違規者給予賠償。
　　然而，由于中國股市目前缺乏集體訴訟的相關規定和安排，對違規者的懲治主要以監管部門的公權力為主，市場化的集體訴訟制度并不存在，因此不僅使得市場治惡機制不完善，而且也是誘發市場逆向選擇的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

不應混淆監管和市場自律的邊界

　　目前業界過度強調公權力對違規者或違規行為的懲罰，這實際上是不完全的，而且容易促使公權力膨脹，從而混淆監管和市場自律的邊界。
　　理論上講，市場懲治體系主要來自于三個方面，一是監管層面的強制性違規懲治機制，一是企業自身的自治，一是投資者自律和制衡。具體地說，通過公司治理結構、投資者在市場中的自律和制衡以及借助公權力的違規懲治機制等三級遞進的模式構筑起嵌合度較高的市場違規風險防范體系。
　　然而，目前中國股市違規事件頻發實際上是這三個層次都存在問題。即公司治理機制不完善把公司內部的風險不斷外部化，如上投摩根老鼠倉事件，本身就是由于公司出現了委托、代理風險，導致基金經理侵犯了基金公司和基金持有人的利益。
　　對于這類違規行為，一般地講首先通過完善公司治理結構和激勵共容機制來化解委托、代理風險，然后基金持有人通過市場化的集體訴訟制度來對違規者加以懲罰，最后是監管部門的行政和法律懲罰。這要比公權力直接參與更有效和富有針對性。
　　此外，監管層也存在監管缺位、越位和不到位的問題，主要來自于兩點：一是監管層在監管中沒有有效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問題。目前監管層的主要監管領域是上市公司股票的發行審核、基金和投資品種的發行審核等。而事實上這些監管項目完全可以通過市場機制加以有效解決，監管層過度的代行市場職能客觀上擠占了其正常的合規監管的資源。同時，當前監管思路出現某種程度的偏離，過度用做大市場的發展思路使得常規的合規監管在實踐中難以有效發揮。
　　二是隨著金融機構逐漸走向混業經營模式以及金融衍生品工具和產品的不斷創新，監管的邊界問題客觀上增加了監管的協調難度。

加強監管的作用不可高估

　　顯然，中國股市長期以來違規行為和事件屢禁不止的原因是相當復雜的。僅僅通過監管部門提高懲治成本和加強監管來懲治違規者雖然有效，但作用不能高估。
　　筆者認為，要有效遏制當前股市愈演愈烈的違規行為關鍵是要平衡好市場與監管間的關系和各自的職能。一方面，必須明確懲治成本的提高不是提高證監會對違規者的行政罰款水平，而是通過引入集體訴訟制度等提高市場化的懲治成本，并引入建立健全和完善個人破產制度來確立市場化的懲治邊界。事實上，目前法律規定對違規者行政罰款最高達數十萬已經是一個不小的數字。
　　另一方面，構筑違規懲罰的機制、投資者自律和制衡機制和公司法人治理機制三位一體的遞進式違規懲罰的制度體系。通過加強發揮市場自律和制衡與公司法人治理結構的完善來分層防范違規行為的發生。
　　同時，對于監管層來說關鍵是要加強合規監管、創新監管方式，把自身定位為市場公共產品和服務的提供者和市場的清潔師，而非市場規模發展的主導性、引導性力量，要厘清市場與監管的邊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