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
|
|
|
|
國家環保總局首個國家重點環境監控企業名單日前出爐，此次確定的國家重點監控企業共計6066家。
重點監控有利于對污染企業造成一定的壓力，然而，其效果令人難以樂觀。首先，環保總局確定的直接監控的重污染企業，執行者依然是各級地方環保部門。各級環保部門負責把國家重點監控企業作為監測、統計、執法監督和污染治理的重點。眾所周知，重點污染企業不僅對環境危害巨大，同時對于地方GDP的增長和干部政績的考核也意義重大，各級環保部門的人財物大權皆掌握在地方政府手中，它們對地方政府言聽計從，在地方保護主義觀念的影響下，地方環保部門其實很難有所作為。
實際上，在招商引資的大潮中，一些環保部門也被政府要求去招商引資，這些環保部門甚至親自把一些重污染企業引入，在這種情況下，地方環保部門還怎么對污染企業實施有效監控呢？而且，未見環保總局出臺促使地方環保部門認真負責的制度性約束，倘若地方環保部門不必為所監控污染企業的所作所為承擔后果，那么，地方環保部門就有可能對上陽奉陰違，監控就有可能流于形式。
更重要的是，懲罰性賠償的缺位使得污染企業的違法成本過低。去年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王錫武算了一筆讓人震驚的賬。他在國家環保總局掛牌督辦的黃河沿岸一家重點污染企業做調研時發現，去年這家企業應當繳納排污費116萬元（實際上只交了36萬元），加上環保部門對其的罰款4萬元，這家企業一年違法排污總成本為120萬元，違法100年也不過1.2億元。但是這家企業的環保要達標至少需要投入1億多元。為此王錫武說，“違法成本與守法成本真是天壤之別。”，對于污染企業來說“寧愿認罰也不治污”是目前的普遍現象。
這正是我國環保執法的軟肋。在美國法律史上，曾有公司因污染環境被判賠50億美元———美國歷史上最高額的懲罰性賠償判決，諸如此類的懲罰性賠償機制足以令污染企業引以為戒，更何況相關責任個人還有可能被判刑。但是，我國環境違法的最高罰款金額只有100萬元，污染企業的違法違規成本之低使其失去了應有的懲戒功能。
最近幾年，國家環保總局為保護環境做了大量工作，但由于受制于我國法律“先天性疲軟”、環保系統人財物為地方政府掌控等因素，環保工作依然舉步維艱。倘若這些弊端不解決，直接監控重污染企業很容易流于形式。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