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北模式與溫州模式，因地域的差異、機制和文化的不同造成經濟體在產業路徑上形成了明顯的分野，但他們對浙江經濟的貢獻殊途同歸。比較一下這兩種模式的各自特點，相信對于全球化時代中國民營經濟的發展會有積極意義。

　　機制不同：個私企業轉型的溫州模式與鄉鎮企業轉型的浙北模式造成產業起點的分野。

　　“溫州模式”是放手發展民營經濟的模式，其以家庭工廠、家族企業為主體的產業起點，使得溫州成為以皮鞋、打火機、眼鏡、剃須刀等為代表的、以“輕”、“小”為特色的產業集群基地。但隨著土地、能源、勞動力價格等要素資源的緊缺，溫州商人大量外遷，這個中國民營經濟的先發地面臨著“產業空心化”和后繼乏力的隱憂。
　　再來看看浙北的情況。浙北的“大個子”企業，相當一部分來源于當初的鄉鎮集體企業，正是脫胎于鄉鎮企業、集體企業的發展歷史，決定了這些企業所涉及的產業，從一開始就要高于溫州的產業起點，更大程度地與科技、人才連接在一起。浙北地區的國有企業還占了相當的比例，這也使得浙北地區在產業上比以溫州為代表的浙南地區“重”、“新”。

　　地域不同：“十萬供銷大軍”開路的溫州模式與“上海星期天工程師”向導的浙北模式帶來產業路徑的分野。

　　溫州的“第一桶金”可追溯到上世紀80年代初期走遍全國的“供銷大軍”。在人多地少、資源貧乏的逼迫之下，敢于吃苦、敢于闖蕩的溫州供銷大軍開始遍布全國，而這些供銷大軍在接到塑料加工、印刷制品、皮鞋、眼鏡等銷售訂單的同時，帶動了溫州地區制造業的最初起步。但是，這種供銷大軍開路的產業路徑也導致了溫州企業規模較小、技術水平較低、開發能力偏弱的現狀，造成今天溫州企業面臨產業轉型和提升壓力更大的局面。
　　浙北模式下的產業路徑則完全不同。與上海比鄰的杭嘉湖地區，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興起了鄉鎮企業的創業熱潮，而鄉鎮企業的發展又是緊盯著國有企業，在項目、資金、技術、人才上，走的是大進大出的雙向流動道路，而其大進大出的目標則是上海。可以說，那時候的浙北地區已經在不知不覺中主動接軌上海了。以升華集團為例，其起家產品——堿性蛋白酶就是從上海微生物研究所引進的，總工程師也是從上海請來的“星期天工程師”，而它的第一個客戶也是上海的國有大企業。
　　不同的支點所撬動的實體會有所不同。供銷大軍的特點是靈活善跑，因而其撬動的產業也是以便于流通的輕巧產品為主體；而“星期天工程師”的特點是技術制勝，因而其撬動的產業往往是生產領域的特殊產品。

　　文化不同：“雞頭文化”的溫州模式與“鳳尾文化”的浙北模式導致職業經理人集體接班進程的分野。

　　“寧為雞頭、不為鳳尾”的文化因素，使得溫州的家族企業往往不愿外人進入，不愿與其他企業合并，更不愿被其他企業收購和兼并，也不太愿意接受股份公司的企業形式，這是溫州企業難以長大的一個原因。
　　相比之下，浙北地區既有南宋皇城的貴族文化影響，又有紹興的“師爺文化”的沉淀；而其與上海比鄰，又受上海現代工商文明和買辦文化的影響，使得浙北地區容易產生白領群體，職業經理人的社會基礎更為深厚。加上省城杭州的輻射作用，浙北模式下的企業往往較早地進入股份制企業的軌道，其引進職業經理人的進程也會更快。

(本文作者為浙商研究會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