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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權法》歷經多年的爭論，在各方的努力下，在不久前的“兩會”獲得幾乎是一致的通過。法律的醞釀和通過經過了漫長的一個過程，這個過程本身說明了中國政治已經發生了何等重大的變化。這一點，很多觀察家已經作了解讀，這里不再重復。筆者要討論的是為什么這些年來各方面的人士對《物權法》具有那樣
強烈的爭論；爭論的根本原因是什么；這些爭論折射出中國經濟改革路線中存在著什么樣的問題。
作為一項法律，《物權法》不僅要保護強者的利益，也要保護弱者的利益，不僅要保護私人財產，也要保護公有財產。
這樣，問題就出來了，為什么社會弱勢群體要對可以保護自己利益的《物權法》持異見呢？在抽象層面來討論《物權法》會不得其解。這里人們必須回到中國經濟改革的路徑上，那就是新自由主義。
和傳統自由主義不一樣，新自由主義是一種單純的經濟主義。傳統自由主義在強調私有財產、經濟效益同時也強調民主和社會公平。反民主和社會公平的本質，決定了新自由主義必然遇到具有民主和社會公正傳統的社會的強烈抵抗。
但新自由主義到達中國后就一帆風順。在經歷了計劃經濟體制下的貧窮社會主義后，中國的一些知識分子和政府官員對新自由主義如獲至寶。
于是乎，中國成了新自由主義最大的試驗場。各個領域全面展開市場化、產業化、民營化等等一系列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的改革政策，包括醫療、社會保障和教育等公共領域。
因為政府的推動和權力的介入，很多地方出現了強制性民營化和惡性私有化，資本很快就積累在有能力和有機會參與這些過程的少數一些人手中。
除了上面所說的來自民主制度的抵制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在于這些國家，企業都有一個良好的公司治理制度，公司領導層面臨各種各樣的制約。但在中國，除了缺乏一個民主的社會環境外，也并不存在具有實質性意義的公司治理制度。
來自各級政府的政治權力和公司管理層的權力不受任何有效制約。在權力和利益的交換或者結合下，惡性私有化變得不可避免。從這方面來說，中國和俄羅斯并沒有實質性的區別。
現在，《物權法》是順利通過了，但對中國經濟改革的指導理念的爭論還會繼續。新自由主義在很多方面的改革可以說已經失敗，如醫療、教育和社會保障等公共部門。但同時，不可否認的是，在另外很多領域，尤其是國有企業改革領域，新自由主義指導下的惡性私有化還在繼續。
現在人們是反思新自由主義改革路線的時候了。改革必須進行下去，但出現了那么多的問題，對改革指導思想的反思也顯然是必要的。畢竟，從各國經濟來看，新自由主義并不是唯一的經濟改革路線。
（作者系英國諾丁漢大學中國研究所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