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選擇的自由是人民關注的一部分內容，而人民卻被剝奪了自主選擇權，他們的福利受損就很嚴重，部分原因在于他們感覺不得志，遭受了不平等的待遇。從這個角度來看，人們反對家長式監管方法的確有其合理性。這樣一來，積極選擇就大有用場。對于自由市場本身，政府干預人民的選擇本身就是不正確的，不是因為這樣做降低了人民的福利，而是因為這種做法本身就是對人民的侮辱和不尊重。

    有必要強調一下，雖然在抽象的語境中這些觀點比較有力，但在具體的情境中，它們未必有用。針對溫婉派家長式監管問題，其作用可能大打折扣。在人們不甚熟悉的、新型復雜的領域，或者技術含量較高的領域，人們可能會更喜歡默認的規定，不喜歡花力氣選擇。很多公共機構和私人單位為雇員制訂了特定的養老計劃，這樣做可能沒錯，員工可能不會反對，也不會認為默認規定侵犯了他們的自主權。那些珍惜自主權的人不僅認可保留了個人選擇權的助推措施，甚至很歡迎這類助推措施。在特定情況下，積極選擇是一種負擔，而非一項福利。不是所有人都喜歡積極選擇。

    有關自主權的分析為我們提出了重要的問題，強硬的家長式監管者必須予以回答。這些問題是否為助推措施的實施提出了挑戰？警告和默認規定是否侵犯了個人的自主權？我們應該明白，只要選擇架構師保留了人們的選擇自由，他們就不會強烈反對助推了。

    實際上，還有一個更深層面的問題。從原則上來看，我們都有廣闊的決策空間，但在現實中我們遠遠沒有發揮出決策的潛力。公共機構和私人機構要求我們時刻做出各種決策，也因此得到了更好的結果。時間有限，有些問題非常無聊，而且復雜。我們無法受益于明顯的或者隱藏的選擇安排，我們的情況可能更糟糕。說得更具體點兒，我們的自主權可能大大降低，因為我們無法將主要精力集中在我們真正關注的問題上。也正因為這種原因，我們有時候選擇慣常的做法。奧巴馬總統曾在解釋自己為什么就穿那幾套西服時說：“我希望能減少我的決策。針對我個人的吃穿問題，我真的不想再耗費精力去做選擇，因為我有太多重要的事情需要做出決策。大家都得慎重使用自己的決策能量，讓自己的決策過程程式化。”

    這個建議不僅對國家領導人有著絕佳的意義，對普通人也有重要的借鑒意義。任何理智的人都有一套程式化的行事風格。其實，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也是程式化的，通過其他人所做的無數決策，實現了我們日常活動的正常運轉。比如，大多數人不需要就冰箱的外形和功能做出選擇，也不用操心普通辦公樓里應該包含多少間房子、汽車的制造方法、凈化自來水的方法、駕駛飛機的方法以及火車上應該具備的安全設施等。

    回想一下埃絲特·迪弗洛曾經強調富人不需要對很多事情負責，因為其他人已經幫助他們做出了有利的決定。她寫道：“即使我們什么都不做，也能在正確的軌道上運行。而絕大多數窮人，如果他們什么都不做，他們前進的軌跡肯定是錯誤的。”我們都需要保存自己做決策的能量，以簡化我們的生活；更重要的是，我們要自由地生活，因為我們有能力不按照他人為我們所做的決定去生活。

    如果有人要求我們對所有可能影響我們的事情做出決定，那么我們肯定沒有充裕的時間去完成。如果我們不懂得這一點，肯定是我們太把社會環境想當然了，以至于我們對周圍的一切熟視無睹。理智的選擇架構能保證我們做出適量的決策，這些決策只是原則上應該決定的一少部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