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薩福克大學歷史系副教授的薛涌，發表過不少著述，“城市發展”更像是他新開辟的另一個敘事領地。在新書《城市的迷惘》里，他的觀察和分析節奏恰如其分，語言綿密有致，文體與內容相得益彰。

　　在大量涌現的“城市發展”和“城市未來”各類著述中，《城市的迷惘》不算厚重，但其可圈可點的思想卻相當密集，閃光睿智的言論也相當豐富。作者通過縱橫雙向對比，構建出一種“照鏡敘事”風格，既讓講述的每件與城市發展有關的事情都帶有強烈的比照色彩，又像坐在一列時間慢車上，于遠處慢條斯理地打量著歐美城市及中國城市的蛻變歷程。

　　當越來越多“外地人”出現在城市各個角落，一場長達30多年的市場和社會改革，對城市發展產生獨特沖擊，有成功的欣喜，亦有“茫然難從”的迷惘與陣痛：暴增的人口、堵塞的交通、惡化的生態、有毒的食物、潛伏的疾病、昂貴的房價以及不可預測的自然災害……這一切皆被薛涌一一解剖。

　　書中，作者用“五方雜處”定位城市繁華和活力源頭。比如清代的第二大都市江南名城蘇州，就曾“五方雜處，人煙稠密，貿易之盛，甲于天下”。其實，大多繁華城市也是如此。雜居是城市優勢所在，多元性刺激貿易和創新，使城市成為人類最有效率的聚落形態。作者認為，中國城市化正盛的當下，鄉村人進城謀生定居是前所未有的社會變遷。作者批評那種狹隘排外觀念，指出“城市是‘外地人’的家鄉”。薛涌考察古今中外城市發展歷史得出富有洞察力的結論：正是外來人口，帶來了城市的多元性、活力、生機和創新競爭力。

　　比照是最好的清醒劑，他國城市治理的是非曲直、成敗得失可以借鑒。因為，“變”與“不變”，“未來”與“現實”，是我們需要面對的城市發展兩個基本維度，也是我們生存和生活的兩個基本原則。

　　法國作家雨果在《悲慘世界》里曾說，下水道是“城市的良心”。近幾年北京、天津、深圳等多個城市因降雨而內澇頻繁，引發人們對建造城市下水道必要性的討論。在《城市的迷惘》中，薛涌以冷靜的筆觸認為，集中式地下排水系統，不僅耗資巨大，還會帶來難以估量的環境危害，已不適合現代大都市建設。因為，在全球化經濟模式下，人口流動日益加劇，已經很難預測一座城市未來幾十年的規模和布局。薛涌建議，城市發展應借鑒美國的高密度“高層”發展策略，指出，密集型都市圈的居民比“攤大餅分散式”都市圈的居民，經濟機會更多，社會流動性更大，人均壽命更長也更健康。

　　《城市的迷惘》似在書寫個體城市的故事和發展脈絡，其實是在探尋歷史的發展進程。閱讀土耳其作家、2006年度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奧爾罕·帕慕克的自傳性作品《伊斯坦布爾》時，曾被其濃郁的“憂傷”感動。相比帕慕克筆下伊斯坦布爾的“憂傷”，如今人們面臨的城市發展“憂傷”則更多來自個人、集體乃至整個國家發展無法擺脫人類遷移或城市化進程引發的內在問題和危機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