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法國有名的經濟學家、銀行家和政治家李斯特曾經說過一句名言：“民主扼殺了金本位制！”意蘊何其深遠！李斯特的意思是，現代西方民主體制摧毀了穩健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摧毀了基本的貨幣紀律和約束機制，直接導致了民主國家財政赤字和貨幣供應量的持續擴張，不僅金本位制在劫難逃，任何貨幣秩序都在劫難逃。很大程度上，布雷頓森林固定匯率體系的崩潰，無錨貨幣時代的來臨，全球金融資本主義時代的來臨，也是西方現代民主體制和福利制度演化的一個必然結果。

　　現代西方民主制度下，政客必須迎合選民的各種福利要求甚至是過分的福利要求。選民一方面要求高工資、高福利，一方面又要求舒適工作、少工作甚至不工作。目標當然美好，也似乎無可非議。然而天上從來不會掉餡餅，“魚與熊掌”難以兼得。

　　怎么辦呢？政客們為了拉選票，保權位，就大搞財政赤字、“寅吃卯糧”、大肆借債，暫時滿足選民愿望，將債務負擔轉嫁給下一代。日積月累，高赤字、高債務就導致肆無忌憚的貨幣擴張和通貨膨脹，任何良好的貨幣制度也不可能守得住。經濟學有一個著名的公共選擇學派，主要貢獻就是證明了民主制度必然意味著肆無忌憚的財政赤字和過度舉債。本書從多個角度說明，美國財政赤字、政府債務、通貨膨脹是導致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的直接原因，是導致無錨貨幣時代和全球金融資本主義時代來臨的直接原因。

　　20世紀人類的貨幣亂象，無一例外皆源自各國政府財政赤字和債務的過度擴張。民主、赤字、債務扼殺了金本位制，扼殺了布雷頓森林體系和固定匯率制度，扼殺了持續穩定快速的經濟增長，幾乎斷送了歐元的美好前程。平心而論，民主體制、選舉政治、福利制度如何與審慎的財政政策和貨幣穩定目標協調一致，或者是否能夠內在協調一致，是經濟學和政治學遠遠沒有解決的重大難題，也是人類共同面臨的根本性大難題，是所有國家面臨的真正政策困境。

　　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人們開始醒悟過來，深知發達國家的赤字財政和債務擴張空間已經非常有限，甚至完全沒有空間了（譬如歐元區多個國家的債務規模已經不可能再增加了）。依靠財政赤字來刺激解決幾乎無計可施了，各國就轉而實施量化寬松、零利率、負利率貨幣政策。然而，當經濟體系深陷去杠桿化和負循環時，貨幣政策又基本失效。財政政策不行，貨幣政策也不行，各國政府確實左右為難，黔驢技窮。

　　為了更深入理解美聯儲和其他發達國家實施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根本原因和動機，我們需要進一步透視發達國家經濟制度的內在缺陷。且讓我先從自己經歷的小故事談起吧。

　　2010年7月8日，我從北京飛往羅馬，打算再轉火車前往意大利北部的美麗小鎮西耶那，參加“歐元之父”蒙代爾教授主持的國際貨幣圓桌會議。傍晚7點半飛機抵達羅馬，一出海關就快速奔向火車站，卻被告知自當晚9點開始，意大利全境火車罷工24小時，所有公共汽車同時罷工。無奈之下，只好坐高價出租車（高達350歐元）深夜趕往西耶那。

　　6天后的7月14日，我從歐洲轉飛美國芝加哥大學，參加科斯教授主持的“生產的制度結構”研討班。漫步在芝大校園，卻發現好些路段亂七八糟，凹凸不平，顯然是整修工程尚未完成。我忍不住問研討班秘書小姐怎么回事。她反問我：“你不知道嗎？芝加哥全市建筑工人宣布罷工兩個月。現在才過去20天。我搞不明白，他們每天工資比我高那么多，還要經常罷工！”

　　意大利和芝加哥的罷工故事，只是冰山一角，卻恰好深刻揭示了發達國家經濟制度的基本問題，那是一個并不令人愉快的結論：民主制度和福利制度很大程度上扼殺了經濟活力和經濟增長。許多人可能對這個結論相當吃驚，非常反感。其實，它不過是人類經濟制度演變一般規律的推論而已。人類經濟制度演變的一般規律是：任何制度安排最終都必然走向它的反面。這是人類行為無可奈何的悖論和困局，誰也擺脫不了。

　　“二戰”之后的西方民主制度有三大支柱：充分就業成為政府最高目標、最低工資標準和高福利成為法律制度、工會和壓力團體勃然興起，成為社會新主流和權勢階級。西方經濟學的政策辯論風起云涌，熱鬧非凡，說到底無非是如何實現充分就業、經濟增長和低通貨膨脹（最好是零通貨膨脹）三大目標。

　　稍微思考一下，我們就會發現西方民主制度的三大支柱或三大目標自相矛盾，難以協調。最簡單的供求價格機制分析就可以告訴我們：最低工資標準、高福利、工會和壓力團體，本身就是對價格機制的極大扭曲，或者很大程度上取消了價格機制，怎么可能同時實現充分就業呢？20世紀60~70年代，整個西方宏觀經濟學圍繞著名的菲利普斯曲線展開。弗里德曼和菲利普斯“自然失業率假說”異軍突起之后，失業率—通脹率此消彼長的“菲利普斯曲線理論”日漸式微。然而，二者孰是孰非至今沒有定論，仍然是西方主流宏觀經濟學的主要爭論。經濟現實卻是發達國家微觀層面的制度安排和價格機制越來越僵化，就開始大肆擴張貨幣，希望用負債和通脹來實現持續的充分就業。這才是美聯儲和發達國家普遍實施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最深刻的根源。

　　實際上，美國和西方世界的貨幣管理早就失控。如果我們放寬歷史的視野，看看發達國家過去40年的貨幣擴張、通貨膨脹、金融危機和資產價格的泡沫發展歷史，我們就會明白，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過度擴張的貨幣政策早就成為常態了，盡管沒有量化寬松之名，卻有濫發貨幣之實。

　　自從1971年8月15日美國總統尼克松摧毀布雷頓森林體系以來，全球貨幣就持續高速擴張，全球性通貨膨脹愈演愈烈，資產價格泡沫一浪高過一浪，金融危機頻繁爆發。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數據，1971~2013年，全球基礎貨幣或國際儲備貨幣從480億美元激增到超過12萬億美元，增速接近300倍，而全球實體經濟實際增長不過5倍。若不是20世紀80年代之后，以中國為首的發展中國家紛紛加入全球競爭，為全球提供廉價產品，全球性通貨膨脹將要嚴重得多。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的自傳《動蕩歲月》，對過去數十年的全球性貨幣擴張做了詳盡論述，認為假如沒有以中國為首的新興市場國家供應廉價產品，發達經濟體系就不會出現所謂的“通貨膨脹大緩和”（Great Moderation）。

　　即使如此，頂級經濟學者如蒙代爾、盧卡斯、麥金龍以及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都承認，20世紀70年代以來，西方世界和全球的平均通貨膨脹超過以往一切時代的總和。貨幣的泛濫導致信用的泛濫，信用的泛濫導致高杠桿經營的泛濫，貨幣泡沫、信用泡沫、資產價格泡沫越吹越大，勢不可當，終于釀成全球金融海嘯和經濟衰退。遺憾的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竟然還是指望（或不得不）再次用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和貨幣泡沫來刺激實體經濟復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