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佐軍 出版：中信出版社

    遵循先易后難、循序漸進的原則，以問題倒逼、相應推進為歷史邏輯，1978年以來的中國改革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1978-1993年），以增量改革為主，主要推進農村改革、發展非國有經濟、推進沿海對外開放等。第二階段（1994-2012年），以經濟改革為主，主要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價格改革、財政改革、金融改革、外匯改革、全面對外開放等，雖也有一些其他領域的改革，但多是為了給經濟改革配套。目前正處于第三階段——全面改革，按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全會的要求，將全面推進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黨的建設制度“六位一體”的“深水區”改革。對此，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人本發展理論創立者李佐軍稱之為第三次大轉型。他認為，本階段相較于共產黨執政初期的社會主義改造、1978年冬天開始的改革開放有三大區別：一是轉型面臨的內外環境不同，從國際環境看，2008年國際經濟金融危機后全球經濟轉型如火如荼，隨著經濟總量的增長和國際地位的提高，中國面臨的外部環境日趨復雜，從國內環境看，在經濟增長由高速增長階段向中高速增長階段轉換的過程中，各種經濟社會矛盾錯綜復雜；二是轉型內容不同，這次轉型不僅有體制或制度轉型，還有發展模式轉型，不僅有經濟體制改革，還有一系列非經濟方面制度的改革；三是轉型方式不同，更多表現為人本轉型、全面轉型、協調轉型、創新轉型、可持續轉型等。

    在《第三次大轉型：新一輪改革如何改變中國》中，李佐軍詳細分析了第三次大轉型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根據國際經驗，當人均收入超過4000美元后，若不能適時推進改革和轉型、培育新增長點，就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隨著我國進入“高成本時代”，土地、原材料、能源、勞動力、資金、知識產權成本等都越來越高，原有低成本競爭優勢不再，工業化進入中后期階段，重化工業階段進入以提高質量為主的下半場，依據國際經驗，在城市化水平達到30%至70%時就屬加速階段，2012年我國城市化水平達到52.6%，已步入以提高質量為主的城市化加速階段的下半場。與此同時，消費比重低、房價高、債務過多、產能過剩、金融風險加大、政府公信力下降、信仰缺失、貧富差距拉大、環境難題日益嚴峻等等，都對轉型提出了日益迫切的要求。

    轉型的根本目標，當然是挖掘經濟增長新動力。李佐軍按照人本發展理論分析框架思路，將這次大轉型分解為八方面轉型，即制度轉型、目標轉型、動力轉型、分配轉型、產業轉型、區域轉型、要素轉型、綠色轉型。在整個轉型體系中，制度轉型引領動力轉型，動力轉型引領產業轉型、區域轉型和綠色轉型。增長新動力主要來自制度創新、技術創新和模式創新等。

    問題在于，中國經濟走到今天，部分動力已衰竭，部分動力遭遇瓶頸，唯有改革動力促進經濟增長的潛力最大，因為一方面改革遠未完成，另一方面也因為其他動力皆依賴于改革。經濟增長動力既可以從需求上去尋找，也可以從供給上去尋找。需求動力表現為出口、投資和消費“三駕馬車”，供給動力表現為制度變革、結構優化和要素升級“三大發動機”，對應著中央政府強調的制度改革、結構升級和創新驅動。很長一段時間，許多宏觀政策和宏觀形勢研究者一談到經濟動力，總習慣性地想到出口、投資和消費“三駕馬車”。其實，三駕馬車只是經濟增長的短期動力、需求動力，且副作用和后遺癥很多，比如高房價、資產價格泡沫、通貨膨脹、負債過多、產能過剩、積聚金融風險等，不可常用。很多人將供給動力與產品供給混淆了，以為在產品過剩時代無須強調供給動力，其實供給才是決定經濟增長的主導力量，是促進經濟持續發展的健康動力，中國經濟的出路在于發揮供給力量的作用。

    換句話說，中國經濟出路在于供給的“三大發動機”。所謂制度變革中的制度是指廣義上的制度，包括文化制度、法律制度、組織制度（市場制度、政府制度）以及政策；結構優化包括工業化、城鎮化、區域經濟一體化、國際化、產業轉型升級等；要素升級包括技術進步、人力資本增加、信息化、基礎設施改善等。按照亞當?斯密的理論，供給力量可以綜合表現為生產率的提高。從微觀角度看，企業是主要的供給力量，要想實現持續、健康的經濟增長，就必須充分發揮企業的作用。

    當前，最重要、最關鍵的“發動機”就是制度變革。所以，新一屆領導集體履新后，始終把釋放改革紅利、推進全面改革，作為解決中國當前一系列問題的關鍵一招。

    如何充分發揮供給邊力量？在企業方面，需要增加企業數量，提高企業質量，增強企業活力；在勞動力方面，需要增加人力資本，提高勞動力質量，充分調動勞動力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尊重勞動者的勞動成果，發育和完善勞動力市場；在資本方面，需要增加資本積累，提高資本運用效率，大力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在技術和知識方面，需要大力發展高新技術和各種適用技術，大力發展文化教育事業，加強對知識產權和專利的保護，提高技術和知識運用效率；在結構變化方面，需要大力推進新型工業化，加快推進城鎮化，統籌城鄉發展，促進各級城市協調發展。

    至于產業發展，如果想從“供給邊”尋找發展動力，則需從以下幾個方面抓緊努力。首先，在制度變革上，各個產業需要理順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之間的關系，促進彼此間的公平競爭。政府引導各個產業發展需要尊重市場，重點在信息化、管理服務上發揮應有的作用。工信部、發改委等政府部門應科學合理地監管行業發展，不應過于干預，這方面還有很大的改進空間。其次，在結構優化方面，目前許多產業主要面臨產業和產品結構轉型升級的問題。需要大力發展高附加值的產品和服務，實現從資金密集型產業向技術或知識密集型產業轉型。目前許多產業區域布局有點分散，應在遵循經濟規律的基礎上優化布局。在要素升級方面，產業發展主要是推動技術進步，增加企業人力資本，推進信息化發展。但這種增長并不是華麗的泡沫式增長。正如厲以寧教授所言，“即使我們經濟增長率下降到7%甚至以下，在全世界仍然是居于前列的。只要結構合理了，今后就能保持穩定增長，這就是中國新常態。”

    由此，對轉型李佐軍提出兩點“忠言”，以筆者看，也是全書的“文眼”所在：其一，警惕政府過度推進產業轉型升級。通過市場調節形成的產業轉型升級是可持續的，通過政府強力干預形成的產業轉型升級雖短期效果明顯，但很可能出現失誤和“后遺癥”。在產業轉型升級中，政府正確的角色是為產業發展提供產權保護、信息服務和維護公平秩序。其二，警惕地方政府過度“經營城市”。政府是社會的管理者和協調者，是公共組織和非營利組織，絕不能以營利為目的。政府可以管理城市，而“經營城市”則違背了政企分開的基本原則。政府與企業是兩種性質完全不同的組織，政府是“裁判”，企業是“運動員”，兩者遵循完全不同的規則約束，政企分開是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要求。同時，政府“經營城市”危害甚多甚大，意味著權力直接進入市場，意味著政府以營利為目的，必定大規模制造腐敗，必定形成“與民爭利”的局面，致使政府職能錯位，公共職能弱化。過去幾年大量低價出讓或轉讓土地，既損害了農民的土地權益，又因寅吃卯糧或吃子孫飯而損害了政府的長遠利益；還引發了過度投資，推動投資過熱和經濟過熱，教訓已夠深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