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書的作者馬丁·諾瓦克最初引我關注的，是他2002年與倫敦大學學院計算機科學系的生物信息學家卡倫·佩奇（Karen Page）合作，在《理論生物學雜志》（Journal of Theoretical Biology,  219:93-98）上發表的一篇文章《統一演化動力學》（Unifying Evolutionary Dynamics）。在思想史視角下，諾瓦克與佩奇的合作，是諾瓦克搭建的“牛津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哈佛大學”三校合作研究團隊的重要一環。正是因為追求統一的演化動力學，諾瓦克逐漸轉入了一個廣闊的跨學科領域——“合作”。我將行為經濟學基本問題表述為“合作何以可能”——從RNA 復制過程中的合作行為到人類與地外智能生物的潛在合作。

    如《超級合作者》開篇所述，從維也納大學醫學院本科生轉研生物化學專業的博士生諾瓦克，在野營帳篷里聽維也納大學數學教授卡爾·西格蒙德（Karl Sigmund）介紹“囚徒困境”博弈的時候，從未想到自己將進入的是一個如此廣闊的跨學科領域，以至自己在這里鉆研了20多年之后仍在求索統一的理解框架。注意，維也納數學家西格蒙德，1998年在國際數學家大會獲得了“一小時全會報告”的榮譽。他的報告主題是：“進化

    對策與種群動力學”。此外，我建議讀者在閱讀《超級合作者》的同時，也閱讀諾瓦克的另一部著作《進化動力學：探索生命的方程》（Evolutionary Dynamics: Exploring the Equations of Life）。這本書是諾瓦克2004—2005年期間在哈佛大學的授課文稿。這三部作品，我認為，是任何試圖深入理解“合作秩序”擴展過程的學生的案頭必備教材。

    更深層的思考，讀者可參閱我2011年為《新世紀周刊》撰寫的三篇文章：《從哲學到經濟學》、《競爭與合作》、《互替與互補》。我寫這三篇文章，主旨是探討競爭與合作的關系，緣起于胡舒立和徐曉盛情難卻的邀請。那時，我的老友陳嘉映要去北歐講學，不能續寫他的哲學專欄，故而要我續寫——當然只能是從哲學回到經濟學。探討競爭與合作的關系，我的結論在第三篇文章里。經濟學家研究競爭時，在經濟學視角下，任何兩件商品，主導它們之間關系的是互替性而不是互補性。可是，在日常生活中，不妨觀察我們周圍任何一個人的消費習慣，他使用的各種物品之所以與他的日常生活融為一體，必定不是互替性而是互補性占據主導的結果。最典型的互補品，就是正常人的左腳和右腳，以及與這兩只腳相配合的兩只鞋。鞋不合腳的時候，就有行走的困難。廣而言之，可稱為“秩序”的，互補性占據主導。在秩序之內運作的各類關系，可表現為互替性。因此，在我的理解中，合作的本質是互補性。越是那些強烈互補的元素，越可能構成或多或少具有穩定性的系統，又稱為“秩序”。

    我持續關注諾瓦克，因為我意識到我和他的思路實在太接近，以至我寫在自己文章里的思想，幾乎同時，可能也出現在他的科學論文里。例如我在《競爭與合作》這篇文章的結尾處，由柏格森的“創化論”開始探討“創造性”以及這一更本質的生命性質與“競爭與合作”之間的關系。現在，當我瀏覽諾瓦克的《超級合作者》這部作品時，很快，我讀到了他關于創造性與合作之間關系的見解。只不過，他稍顯偏激地指出，競爭不能為創新提供更好的支持。諾瓦克的《超級合作者》，英文版是2011年出版的，而我的那些“隨筆”寫于2011年4月。與我性格迥異，諾瓦克是極具競爭力的科學家——同時在許多領域與許多學者合作研究并發表過許多主題相類的文章。最近幾年，每當我在北京大學我的“行為經濟學”課堂上為學生們介紹諾瓦克的論文時，必須提到的一項事實就是：在2010—2012年這段時期，他在“權威級”（根據國內學術界的期刊分類）期刊上發表的論文，僅就數目而言，平均每年超過20 篇。僅由收錄學術期刊的“現刊”最多的Elsevier 服務器檢索作者姓名“Martin  A. Nowak”，得到的文獻總數為621篇（截止于2013年7月31日），發表于2009—2013年期間。注意，我告訴過學生們，學術界不僅有許多“Nowak”，而且有許多“Martin  Nowak”，所以只好檢索“Martin  A.  Nowak”。于是，Elsevier 服務器列出的是著者名單里同時包含這三個關鍵詞的文章，包括姓“Martin”的和姓“Nowak”的合作撰寫的文章。根據經驗，在這許多文獻里，大約四分之三與我這篇序言的主角無關。所以，五年150篇，是比較可信的，相當于平均每年發表30篇。

    這樣一位學術明星，難怪《紐約時報》2007年7月31日發表專訪為他立傳。這篇由Carl  Zimmer 撰稿的專訪標題是：In Games ，an Insight into the Rules of Evolution 。根據這篇專訪，諾瓦克將生物演化的基本原理概括為三項：（1）遺傳變異；（2）自然選擇；（3）合作。前兩項原理，不很確切地借用嚴復翻譯“天演論”的考究概括，就是“物競天擇”。不很確切，是因為在諾瓦克的學術視角 下，從“遺傳變異”產生的新策略，可能是“合作”的而不必是“物競”的。

    諾瓦克這本新著《超級合作者》的緣起，是他2006年12月8日發表于《科學》雜志的一篇文章，《合作演化的五項原理》（Five Rules for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然后，2012年，他在《理論生物學雜志》（299:  1–8）以“頭版頭條”的顯著位置發表了一篇類似的文章《演化合作》（Evolving Cooperation ），重新概括和表述了他2006年文章中的五項原理，與他在這部新著里的表述基本一致但略有差異。

    我這里收藏的諾瓦克的文章，計有115篇。最早的一篇發表于1992年1月16 日《自然》雜志“信函”欄目，與數學家西格蒙德合著，標題是：Tit for Tat in Heterogeneous Populations。這一標題，姑且譯為“異質種群中的針鋒相對策略”。當然，不熟悉囚徒困境博弈和種群動力學的讀者未必懂得這一標題的全部涵 義。發表這篇文章時，“通訊作者”諾瓦克的地址是牛津大學動物學系。事實上，諾瓦克在1992年10月29日還有一篇短文發表于《自然》雜志的信函欄目，主題和方法都遠比第一篇重要，標題Evolutionary Games and Special Chaos。在這篇通訊里，諾瓦克和他的合作者牛津大學的勛爵羅伯特·梅（Robert May）, 第一次運用了計算機仿真技術；而且從圖形不難判斷，他們使用的軟件與美國西北大學現在可以免費下載的NetLogo仿真軟件十分類似。遲至1997年7月10日《自然》雜志發表的一篇文章Evolution of Genetic Redundancy ，由諾瓦克和生物博弈論泰斗約翰·梅納德·史密斯（John Maynard Smith）等學者聯合署名，那時，他仍在牛津大學動物學系。

    我這里保存有一份諾瓦克的簡歷，很好地再現了他從小學生成長為哈佛大學教授的神奇之路：1975—1983，維也納的一所“德語–英語”八年制中學（Alber- tus Magnus  Gymnasium）；1983—1989，在維也納大學研讀生物化學和數學；1987—1989，維也納大學數學博士，并獲得博士論文最高獎；1989—1990，以薛定諤獎金學者身份赴牛津大學與梅爵士合作；1990—1992，以生物科學Guy Newton Junior Research Fellow 的身份（這一獎金只授予最優秀的青年生物科學家）加盟牛津大學動物學系，同時，于1991年獲得英國“皇家學會獎學金”；1992—1998，以生物醫學Wellcome Trust Senior Research  Fellow 獎學金繼續在牛津大學的科研工作；1998—2003，普林斯頓大學高等研究院“理論生物學項目”領導者；2003年至今，哈佛大學生物學與數學教授及進化動力學中心主任。從小學五年級（1975）到哈佛大學教授（2003），歷時28年。

    最后，我希望讀者注意諾瓦克為《超級合作者》的中文版所撰寫的序言。在這篇序言的結尾處，他報告了最新的研究成果或“印象”。根據他的這份最新報告，我們知道：（1）與競爭意識相比，合作意識似乎是人類的直覺或本能。因為諾瓦克在實驗中發現，兩名隨機相遇的被試在“公共品博弈”實驗中的直覺判斷（必須在極短時間內作出決策）通常導致合作策略，而更長時間的考慮往往導致不合作策略；（2）與北京大學博士后研究員伏鋒的合作研究表明，與本土之內的移民相比，來自異域文化的移民可使合作更加深化。

    撰寫科學論文，不同于我這類“隨筆”。科學要求嚴格論證以說服讀者（往往是同行科學家），而隨筆恰好不能以嚴格的學術語言來表述哪怕最初是基于科學研究的想象。我希望這篇隨筆可以誘導讀者暫時離開喧鬧的生活市場，傾聽諾瓦克在這間小屋里講述的故事——私人的和公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