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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在這個機場

機場一隅
　　2006年4月30日，上午7點，我在機場入境大廳，在擁擠的人群中緊握行李推車把手，準備搭乘今天早上的第一班飛機。這個場景我再熟悉不過了：幾百個旅客，有人拉著行李箱，有人扛著箱子，有人背著背包，有人抱著小孩，在長長的值機柜臺前排成一條條長龍，身穿航空公司制服的地勤人員站在柜臺后面看著計算機屏幕，人群中夾雜著一些穿制服的人，如飛行駕駛員、空乘人員、行李安檢員等，兩個警察站在人群中，看起來頗為醒目——也許他們站在這里只是要讓人知道這里有警察，安檢員用X射線機檢查行李，航空公司地勤人員為托運的行李貼上標簽，行李搬運工則忙著把行李放到輸送帶上，希望所有的行李都能準確無誤地送往飛機貨艙，值機柜臺的正對面是一排商店，賣報紙和快餐。我還看到墻上的時鐘、公用電話、自動取款機和通往上一個樓層的滾梯。當然，從航站樓的窗戶望過去，可以看到飛機在跑道上列隊。
　　柜臺地勤人員盯著計算機屏幕，敲打鍵盤，時而從刷卡終端機打印信用卡簽單。排隊的人站在等候線的后方，有的在開玩笑，有的耐心等候，有的等得不耐煩，有的則跟朋友打招呼。輪到我的時候，我遞出我的飛行旅程表給一個我未曾謀面的柜臺人員。我想，自此之后我或許也不會再遇見她。她給我一張登機牌，讓我得以飛到幾百公里外的一個地方，我不曾去過那里，也不認識任何一個住在那里的人，但他們應該能容忍我，讓我踏上他們的土地。
　　對來自美國、歐洲或亞洲的旅客而言，盡管他們曾見過相似的場景，但這個機場給他們的印象特別新鮮而且強烈，除了我和一些外國游客，這個大廳里的人清一色是新幾內亞人。外國人還會注意到機場柜臺插的國旗不是星條旗，而是巴布亞新幾內亞的國旗——上有紅、金、黑三色，左下的黑色三角形有南十字星，右上的紅色三角形則有只金色的天堂鳥。航空公司的標志也看不到美國航空或英國航空，而是巴布亞新幾內亞航空；機場屏幕顯示的目的地也頗具異國風情，如瓦佩納曼達（Wapenamanda）、戈羅卡（Goroka）、基科里（Kikori）、孔迪亞瓦（Kundiawa）、威瓦克（Wewak）。
　　這個機場在巴布亞新幾內亞首都莫爾茲比港（Port Moresby）。對新幾內亞的歷史有點兒認識的人都不免為眼前看到的這一幕所震懾、感動。我初次來到巴布亞新幾內亞是在1964年，那時這里仍是澳大利亞統治的領地。舊地重游，我不免想起澳大利亞人在1931年“發現”新幾內亞高地時拍攝的照片——約有100萬個新幾內亞村民在這片神秘的土地過著石器時代的生活。那些高地人幾千年來一直與世隔絕，初次見到白人，不由得以驚恐的目光盯著這些外來者（見圖30、圖31）。2006年，我在莫爾茲比港機場，當地人的面孔一張張映入我的眼簾——旅客、柜臺人員和飛機駕駛員等，我發覺這些人的面孔和那些老照片上的臉很像。我身旁的人當然不是照片中的人，但那五官和照片中的人就像同一個模子刻出來的。我想，這些人或許是那些高地人的子孫。
　　2006年我在莫爾茲比港看到的那一幕已深深印在我腦海中，與1931年澳大利亞人拍的“第一次接觸”最明顯的差異就是服裝。70多年前，新幾內亞高地上的居民身上幾乎一絲不掛，頂多圍著草裙、在肩上背著網袋或是插了鳥羽頭飾。但2006年的新幾內亞人穿著打扮就跟西方人沒什么兩樣，穿著襯衫、褲子、裙子、短褲，有的頭戴棒球帽。不過是一兩代的光景，新幾內亞高地人已走出石器時代來到現代機場大廳，學會寫字、使用計算機，甚至會開飛機。這些人當中有些或許是他們部落里最早學會識字、寫字的人。我在機場從一對祖孫的身影瞥見這樣的代溝：年輕人穿著飛行駕駛員制服，牽著老人的手。年輕人解釋說，那個老人是他爺爺，今天是他第一次搭乘飛機。白發蒼蒼的老爺爺一副不知所措的樣子，神情正如1931年拍攝的那些照片中的人。
　　但熟悉新幾內亞歷史的人稍稍觀察一下，不只是發現1931年的人穿草裙、2006年的人穿著已像西方人，還能看出更大的差異。1931年的新幾內亞社會缺的不只是工廠大量生產的衣服，也沒有任何西方科技產品，如時鐘、手機、信用卡、電梯和飛機。更根本的是，在1931年，新幾內亞高地人沒有書寫系統、金屬、金錢、學校，也沒有中央集權的政府。要不是我們近年目睹了新幾內亞的蛻變，我們或許無法相信一個沒有文字書寫的石器時代社會，如何在短短的30年間脫胎換骨，躋身科學昌明的現代社會。
　　如果你熟悉新幾內亞的歷史，又有敏銳的觀察力，就會注意到2006年在莫爾茲比港都機場所見與1931年澳大利亞人拍的新幾內亞高地還有其他差異。在2006年的場景中，老人看起來比較多，但很少來自新幾內亞高地的傳統社群。第一次來到新幾內亞的西方人，站在機場大廳，乍看之下，會認為那些新幾內亞人是“純種族群”，每一個人都是卷發、皮膚黝黑（見圖1、圖13、圖26、圖30、圖31、圖32）。其實，他們是“混合族群”，擁有不同的面部特征：來自南方海岸的低地人大都是高個子，胡子稀疏，臉形比較狹長；高地人則很多是矮個子，胡子茂密，臉形較寬；小島島民和北方海岸低地人面部特征則有點兒像亞洲人。在1931年，你不可能同時遇見高地人和來自南北海岸的低地人。在那個時代，只有同一種族的人會聚集在一起。如果你是語言學家，在巴布亞新幾內亞首都的機場豎起耳朵聽當地人說話，應該可以辨識幾十種語言，各屬不同的語族：有些是聲調語言，也就是字音會有一定的高低起伏，如漢語；有些屬南島語族，有簡單的音節和子音；有些則是非聲調語言，如巴布亞語。如果你在1931年碰到一群新幾內亞人，也許可聽到幾種語言，但不會像現在，一群人齊聚一堂，用幾十種語言交談。2006年在巴布亞新幾內亞首都機場值機柜臺，最多人使用的語言是英語和巴布亞皮欽語（Tok Pisin，又稱新美拉尼西亞語，也就是混雜當地語言的非正統英語）。很多旅客都用這兩種語言交談。但在1931年的新幾內亞高地，每個區域里的人只說當地的語言。
　　你還可從1931年和2006年這兩個場景發現一個微妙的差異。在2006年，有些新幾內亞人體態和一般美國人很像，也就是挺著啤酒肚的大胖子。但在75年前拍攝的照片里，你可看不到胖子：每個新幾內亞人都很精瘦，肌肉線條鮮明（見圖30）。如果我有機會和那些機場旅客的醫生談談，再參考現代巴布亞新幾內亞的公共衛生統計數字，就可得知當地罹患糖尿病的人數有增多的趨勢，多半是肥胖引起的，近年來高血壓、心臟疾病、中風和癌癥的病例也有不少，但在30年前的巴布亞新幾內亞，這些都是前所未聞的。
　　另一個差異在西方現代人的眼里或許根本沒什么。2006年聚集在巴布亞新幾內亞首都機場大廳的那群人大都未曾見過彼此，但這些陌生人不會一見面就打起來。這在1931年的新幾內亞高地是無法想象的事。當地人看到陌生人都會提高警惕，認為他們是危險人物，因此可能會把那些人殺掉。是的，在2006年的機場大廳雖然有兩個警察在場維持秩序，群眾一般都很自制，也很放松，認為陌生人不會攻擊他們。他們了解自己身在法治社會，如果發生口角或演變成暴力事件，警察和士兵都將蜂擁而至。但在1931年，警察和政府還沒出現。機場大廳的旅客可以飛到瓦佩納曼達或巴布亞新幾內亞任何一個地區，不需要任何通行證，就像現代西方世界的人一樣自由，但是以前可不是這樣。在1931年，任何生于戈羅卡的新幾內亞人都不得到172公里以外的瓦佩納曼達。如果你是戈羅卡人，想要往西到瓦佩納曼達，只要一離開家，在十幾公里之內就可能被當成陌生人殺掉。然而，我卻飛了約1.1萬公里，從洛杉磯飛到莫爾茲比港——單單這趟旅程已比一個傳統新幾內亞高地人一輩子能走的路要多上幾百倍。
　　總而言之，從這些差異可見，新幾內亞高地這75年來的轉變相當于世界其他地區幾千年來的發展。對個人而言，他們所感受到的變化甚至更快。我在巴布亞新幾內亞的朋友告訴我，我見到他們的10年前，他們還在打造石斧，參加傳統部落戰爭。到了今天，上述提到的現代科技，他們已經習以為常，如金屬、書寫、機器、飛機、警察和政府。他們知道現在胖子很多，遇見陌生人不會害怕，也知道其他族群的存在。但就人類史而言，這些現代人類社會的特征是最近才出現的。在過去600萬年，自從人類和黑猩猩的祖先分道揚鑣，各自踏上自己的演化之路，人類社會就沒有鐵等東西。直到1.1萬年前，這些現代社會的特征才在世界的某些地區萌芽。
　　因此，如果我們把新幾內亞這75年來的發展放在人類演化的600萬年漫漫長河中，從某些層面來看，新幾內亞猶如一個窗口，讓我們得以窺見人類社會的昨天。世界其他地區雖然也有這樣的轉變，但很早就開始了，而且非常緩慢。不管如何，“緩慢”一詞是相對的：即使是在最早出現這些轉變的地區，由于不到1.1萬年，與600萬年相比，還是短如一瞬。基本上，人類社會近來已經出現非常深刻且快速的轉變。
　　
　　為何研究傳統社群

為什么傳統社群具有吸引人的魔力？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令人好奇。這里說的“新幾內亞”也許不夠明確。本書所說的“新幾內亞”是指新幾內亞島，即僅次于格陵蘭的世界第二大島，在赤道附近、澳大利亞的北邊。我提到的“新幾內亞人"則是這個島上的原住民。這個島因為在19世紀被歐洲各國瓜分，因此分裂成東西兩半。東半部包括許多鄰近的小島，是為巴布亞新幾內亞，原本東北是德國的殖民地，東南是英國的殖民地，后來由澳大利亞托管，1975年獨立。澳大利亞人稱原德國殖民地為新幾內亞，而原英國殖民地為巴布亞。新幾內亞島的西半部本來是荷蘭東印度群島的一部分，1969年起，成為印度尼西亞的一省（舊名伊里安查亞省，后改名為巴布亞）。我在新幾內亞島的田野調查工作則一半在島東，一半在島西，并無偏重任一邊。
　　本書所謂的“傳統社群”或“小型社群“是指從古至今，人口密度小的社會，人口總數只有數十人到數千人，以狩獵—采集或農牧為生。他們的生活形態因與大型的西方工業社會接觸而受到影響。其實，直到今天，這樣的傳統社群依然存在，然而因與西方接觸而產生了一些轉變，因此也可稱之為“轉型社群”，盡管如此，這樣的社群仍然保留過去小型社群的許多特征。我在本書以傳統小型社群與西方社會進行對照。后者就是大型的西方工業化社會，由政府統治、管理。本書的大多數讀者應該都是來自這樣的社會。我稱之為“西方”是因這些社會的重要特征（如工業革命和公共衛生）都源于18世紀和19世紀的西歐，就此擴展到海外各國，其他國家因而得以躋身工業國家之林。面來看，傳統社群的人對我們而言似乎很熟悉，也很容易了解，但從其他層面來看，卻和我們大不相同，宛如另一個世界的人那樣難以理解。1964年，我初次踏上新幾內亞，那年我才26歲。新幾內亞人的樣貌叫我瞪大眼睛：他們看起來完全不像美國人，不但使用的語言不同，穿著和行為也大相徑庭。但在接下來的數十年，我不斷回到這個地方，前后有數十次之多，每次停留1~5個月，至今我已走遍新幾內亞及其鄰近島嶼。我和當地人成為朋友，原來的新奇感也漸漸消失。我們常常天南地北地閑聊、說笑，對孩子的教養、性、食物、運動等話題都很感興趣，我們的種種情緒也會互相感染，如憤怒、恐懼、悲傷、輕松或狂喜。即使是他們的語言，也沒我原本想象的那么陌生、困難。如果我們熟悉的主要語族是主題曲，他們的語言則是變奏。雖然我在新幾內亞最先學到的第一種語言佛爾語和印歐語族無關，詞匯也和我熟悉的語言完全不同，但佛爾語的動詞形態和德語很像，雙重代詞像斯洛文尼亞語，后置詞像芬蘭語，表達遠近的三個指示副詞“這里、近處的那里、遠處的那里”則像拉丁語。
　　但我被這些相似點誤導。等我漸漸熟悉這里時，我想：“世界上的人基本上都一樣。”我后來才發現我錯了，我們其實有很多不一樣的地方。例如，我的新幾內亞友人計數東西，不是用手指一個個數，就是用畫，不像西方人利用抽象的數字；他們擇偶的方式不同，對待父母和教養子女的方式也和西方人不同，他們對危險的看法不同，友誼的定義也和西方人不同。因此，傳統社群和西方社會既相似又有很多不同之處，這些異同就像萬花筒，讓西方人看得目眩神迷。
　　關注傳統社群的另一個原因是，他們依然保存我們祖先在幾萬年前的生活形態。今日社會有這樣的面貌都是長久以來的生活形態塑造出來的。直到1.1萬年，人類才從狩獵—采集生活轉為務農，最早的鐵制工具在7 000年前才出現，而最早的國家和書寫系統則是在5 400年前才誕生。翻開人類社會發展史，幾乎都停留在傳統社群的階段，只有到最近才變成現代社會。本書讀者吃的東西大部分是從商場買的農產品，用不著每天到野外狩獵、采集；使用的很多是金屬器具，很少是石頭、木頭或骨頭做的工具；國家、法庭、警察、軍隊、閱讀、書寫等也都是現代社會生活不可或缺的。但這些都是最近才出現在人類社會的新東西，今天全世界仍有數十億人或多或少以傳統生活形態在過日子。
　　即使是在現代工業社會之中，依然可見傳統生活形態的影子。在第一世界的鄉間，很多紛爭還是利用傳統的、非正式的機制來解決，而不是上法庭訴訟。這是我在蒙大拿谷地觀察到的，每到夏天我總會和妻子、孩子一起去那里度假。大城市里的幫派如有爭端，也不會叫警察來幫忙處理，而是利用協商、補償、恐嚇、打斗等傳統手段。我的歐洲朋友有些是在20世紀50年代的歐洲小村子長大的，他們形容的童年就像新幾內亞村落里的小孩的生活：所有的村民都互相熟識，每個人都知道其他人在做什么，也會發表自己的意見，結婚對象都住在附近，終其一生都沒離開這個村子，只有在世界大戰那幾年，年輕人才離開家鄉到外地打仗。如果村子里有人卷入紛爭，最后總是可以重修舊好，即使心中仍有不滿，也只能忍耐，因為你必須在此地終老。也就是說，昨日世界并非完全被今日的新世界取代，消失得無影無蹤。我們依然可在今日世界發現昨日的點點滴滴。這就是我們為何必須了解昨日世界。
　　讀者一路讀下去將發現，傳統社群的文化習俗比現代工業社會更多元。從這些文化習俗的種種表現來看，現代社會的文化標準不但和傳統標準大不相同，而且傾向極端。例如，傳統社群與任何現代工業社會相較，有些傳統社群對待老年人非常殘酷，有些則比較懂得敬老尊賢，讓老年人安享天年。以這兩個極端而言，現代工業社會傾向前者。然而心理學家研究人類的本質、尋找通則之時，取樣卻極其狹隘，失之偏頗。以2008年一篇發表在頂尖心理學期刊上的研究報告為例，該報告研究的受試者有96%來自西方工業國家（北美國家、歐洲國家、澳大利亞、新西蘭和以色列），來自美國的就占68%，而其中的80%皆為選修心理學課程的大學生。這些學生何以能代表美國社會？正如學者約瑟夫·亨里奇（Joseph Henrich）、斯蒂芬·海涅（Steven Heine）與阿拉·洛倫薩揚（Ara Norenzayan）所言，我們對人類心理學的了解大抵基于某一群的受試者。這些受試者共同的特征就是：西方人（western）、受過教育（educated）、來自工業國家（industrialized）、富有（rich），以及生活在民主社會（democratic）。這幾個特征的英文首字母湊起來，就可組合成一個單詞，也就是WEIRD（怪異）。的確，從世界文化差異的標準來看，這群受試者實在是怪異的一群。在很多采樣來自全世界不同族群的文化現象研究中，這些受試者顯然是離群值。學者取樣研究的現象包括視覺、公平、合作、處罰、生物推理、空間感、分析、全面思考、道德觀、服從的動機、做選擇以及有關自己的概念。因此，如果我們要對所謂人類的本質有個概括的了解，我們必須大幅擴大研究樣本，不能只局限于美國心理學系的大學生，才能了解傳統社群的全貌。
　　社會學家或許可從他們對傳統社群的研究，得到一些有學術價值的結論。至于其他人則可從實用的觀點出發，向傳統社群學習。傳統社群代表建構人類社會的幾千種自然實驗。為了解決問題，傳統社群的人曾想出幾千種不同的辦法，和西方現代社會采取的解決之道大異其趣。我們將發現，傳統社群的一些做法甚至讓我們嘖嘖稱奇，沒想到他們也有勝過第一世界之處。他們自有一套養育兒女和對待老人的辦法，知道如何保持健康、了解說話的藝術，也懂得享受余暇、解決爭端。我們自詡為科學昌明的現代人，但我們的身體和我們的做法都變得大有問題，變得與環境格格不入。所謂見賢思齊，傳統社群有些地方或許值得我們學習，讓我們過得更健康、快樂。
　　然而我們也不能走極端，對過去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希望回到單純的原始世界。傳統社群仍有許多層面是我們不樂見的，如殺嬰、殺害或拋棄老年人、可能時常面臨饑荒、天災頻發和傳染病肆虐。傳統社群的人常眼睜睜看著自己的孩子死去，不時提心吊膽害怕遭受攻擊。傳統社群有些做法的確值得我們學習，同時也提醒我們珍惜自己具備的優點，不要以為理所當然而心生輕蔑。
　　
　　國家

傳統社群的組織形態要比現代以國家或政府為主的社會更多變。這里所謂的國家從政治的角度來看，指由中央集團政府治理的大型社會。社群一些特征覺得陌生，為了了解這些特征，且讓我們將自己熟悉的國家特征作為起點。
　　現代國家人口少則數十萬，一般都有幾百萬或幾千萬，像印度和中國這兩個人口最稠密的國家，人口更多達10億以上。人口最少的現代國家，如太平洋島國瑙魯和圖瓦盧，人口都超過1萬人。（梵蒂岡的人口只有1 000人左右，也算一個主權國家，位于羅馬西北的高地上，以梵蒂岡古城墻作為國界。梵蒂岡居民所需完全仰賴進口。）在古代，國家人口數則是從幾萬人到數百萬人。我們可從龐大的人口數得知國家如何供養這些人民、如何組織他們，以及這些國家如何存活。所有的國家主要是以食物生產（農業和畜牧業）來填飽老百姓的肚子，而非仰賴狩獵與采集。以作物栽種和在牧草地上畜牧作為生產手段，讓土地長滿作物，飼養許許多多的牲畜，人類社會就能獲得更多的食物；如果在森林狩獵、采集可食的植物，所得的食物則非常有限，無法養活龐大的人口。因此，狩獵—采集社會的人口總數不可能多到可以組成一個國家。在任何國家，以機械從事農業生產的人只占人口的一小部分，現代國家更可能只有2%的人務農。其余的人口都從事別的行業（如管理、制造或貿易），并不生產自己需要的食物，他們所需的糧食都由農民生產、供給。
　　由于國家人口數量龐大，大多數人都互不相識。即使是像圖瓦盧這種只有1萬人的小國，一個人也不可能認識全國所有的人，至于人口多達14億的中國更不用說了。因此，國家需要警察、法律、道德規范使境內人民不會因為彼此陌生而經常卷入打斗。由于在小型社會人人彼此認識，無須設立警察、法律和道德規范約束機制，以便對陌生人友好。
　　最后，一旦一個社會已發展到1萬人以上，如有重大決策，不可能把每一個人找來，讓大家坐著面對面商量，或者使人人都得以發表意見。人口數目龐大則需要領袖才能做決定，也需要管理者來執行決定，再由官員監督決策和法律的執行。或許有些讀者是無政府主義者，向往沒有國家或政府管制、自由自在的生活，然而這樣的夢是不切實際的：你必須尋找一個愿意接納你的隊群或部落。由于隊群或部落里的人都互相認識，便不需要國王、總統和官員。
　　即使我們可以見到一些人口眾多、需要一般官員治理的傳統社群，但國家的人口數目遠超過這樣的社會，而且需要具有不同專才的官員各司其職。現代國家的人民往往覺得這些官員令人生氣，但國家要運作，還是少不了這樣的人。一國的法令多如牛毛，加上人口眾多，只有一種官員將無法監督所有法規的執行。國家需要的官員包括稅務員、汽車檢驗員、警察、法官、餐廳衛生檢查員等。然而國家的每一個行政機關都只有一種官員，這些官員有很多人，分屬不同層級。以稅務機關為例，最基層的公務員負責核查你的稅金申報，如果你和該辦事員發生爭執，則可向其主任申訴，主任的上面則是各分局或各州的局長。（其實，真正的架構要復雜得多，但為了簡明起見，這里只列出最重要的。）卡夫卡在《城堡》（The Castle）這本小說中，以哈布斯堡王朝的官員為本，虛構一個錯綜復雜的官員體系。小說的主人公為了和這些官員打交道受盡各種刁難，還是不得其門而入。我在睡前讀這本書，總不免做噩夢，夢見自己和不可理喻的官員纏斗。所有的讀者想必也曾有這種不愉快的經歷。這就是我們生活在現代國家必須付出的代價：如果沒有官員，國家機器也就無法運作。即使是烏托邦也少不了官員。
　　關于國家，我們最熟悉的一個特征就是不平等，以政治、經濟和社會地位而言，并非人人平等，即使是最講求平等的北歐民主政體也不例外。這也難怪，任何國家制定法律規章的政治領導人都是少數人，絕大多數的平民只能服從。人民的經濟角色也大不相同（如農民、工人、律師、政治人物和店員），有些人賺的錢就是比其他人多，有些人的社會地位也比較高。到目前為止，已有不少人試圖消除社會不平等，如馬克思就提出了共產主義的理想，提倡生產與分配皆“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但這些人還是無法消弭人類社會的不平等。
　　在農業興起、人類社會得以大量生產糧食之前（公元前9000年左右），國家是不存在的。只有糧食大量生產，能夠供養數量龐大的人口，而且人口需要一個權力核心來治理，國家才漸漸形成。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國家大約在公元前3400年出現在新月沃土，在之后的1 000年，國家也陸續出現在中國、墨西哥、安第斯山區、馬達加斯加等國家和地區。到今天，展開世界地圖，你會發現除了南極，整個地球就像拼圖一樣，由大大小小的國家組成。即使是南極，目前也有7個國家對這個冰封萬年、杳無人煙的大陸提出主權要求。
　　
　　傳統社群的形態

因此，在公元前3400年以前，在這個地球還看不到任何國家。直到最近，在世界上某些大范圍的地區也還有人不知國家為何物，只有簡單的政治體系，過著傳統社群的生活。傳統社群與我們熟悉的現代社會，這兩者的差別就是本書的主題。但我們要怎么看待傳統社群的各種不同形態呢？
　　雖然每一個人類社會都是獨一無二的，但我們還是可從一些跨文化的形態找出幾個規律。我們發現所有的人類社會至少有4個相關趨勢：人口數量、生計、政治集權以及社會的階層劃分。人口數量日益龐大、人口密度增加，就得有效率且大規模地生產糧食等必需品，才能滿足人民所需。這意味農作物大都來自村子的農民，而不是游牧或狩獵，也不是靠采集就夠了。現代國家則是以精密的灌溉系統、密集的人力與農業機具使每一畝田都得以生產更多的糧食。政治決策則愈加傾向中央，由領導人來決定，不再是一小群狩獵—采集族群可以面對面討論的。傳統社群的狩獵—采集族群人人平等，沒有階層劃分，到了中央集權的大型現代社會，不平等的現象則變得非常顯著。
　　這些關聯性并不是固定不變的。以人口和規模相當的社會而言，就土地的集約利用、政治集權的程度和社會階層的劃分這幾方面，有些社會進展比較快，有些則比較慢。由于人類社會的形態有很多，每一個社會從人口、生計、政治與社會等趨勢來看，各有不同的表現，我們不得不用一個簡便的表示法。我們面對的問題正如發展心理學家討論個人的差異。盡管世界上每一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但還是可以根據年齡做一些區分，如3歲的孩子有很多地方都不同于24歲的人。但年齡是個不可分割的連續變化，并非可把“3歲”劃分為一個階段，接下去就是“6歲”。即使是同年齡的人也有很多差異。為了應對這種復雜的情況，發展心理學家只好采用一些簡便的分類，把人分為“嬰兒”、“幼兒”、“兒童”、“少年”和“青年”等。當然，這樣的分類是不完美的，但我們不得不采取這種權宜之計。
　　社會科學家也用類似的分類法研究人類社會，但他們面對的情況更加復雜，因為社會的變遷是可逆的，不像年齡變化。農村居民可能因為干旱改為狩獵—采集的生活形態，但4歲的小孩絕不可能變回3歲。盡管大多數發展心理學家認為人可依年齡大致區分為嬰兒、兒童、青少年、成人，社會科學家也用各種不同的分類描述傳統社群，有些科學家還是不贊同使用任何分類法。在本書中，有時我采用埃爾曼·瑟維斯（Elman Service）的分類法，以人口數量、政治集權和社會階層的劃分將人類社會分成4大類，即隊群（band）、部落（tribe）、酋邦（chiefdom）和國家（state）。雖然這樣的分類至今已用了至少50年，不斷有人提議用其他分類，但瑟維斯的分類簡單明了：他只分成4種，因此比較好記，如果多達7種，那就難記了，而且使用簡短的單詞，而非冗長的詞組。但請記住，由于人類社會的復雜多變，我們不得不用這樣的分類法來討論。此后，我們就不再贅述這種分類法的問題。
　　最小、最簡單的傳統社群（也就是瑟維斯所說的“隊群”）只有幾十個人，成員屬于一個大家族或幾個有血緣關系的家族（如一對夫妻及其子女、父母、兄弟姐妹和堂、表兄弟姐妹）。大多數狩獵—采集族群和一些在田地工作的農民一般以小群體住在人口稀少之地。隊群的成員數目很少，因此互相熟識，如果是大伙兒的事，都能面對面一起討論，無須政治領袖，也沒有經濟分工。社會科學家也許會用平等和民主描述這樣的隊群生活：成員之間沒有財富多寡之別（畢竟每個人擁有的東西都很少），也沒有人享有比較大的政治權力，也許只有能力和個性有別，然而由于隊群中有什么都互相分享，那些差異也就算不上什么。
　　如果我們從考古學的證據來判斷，從幾萬年前開始，特別是1.1萬年前，人類的社會組織或許都是這樣的隊群。歐洲人在世界各地擴展勢力，尤其是自哥倫布初次遠航（1492年），才接觸歐洲人以外的族群，發現國家以外的社會形態。那時，在澳大利亞、極地、沒有農業的沙漠區、美洲叢林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都可以看到隊群的足跡。本書將經常討論到這些隊群社會，包括非洲卡拉哈里沙漠的昆族（!Kung）、南美的阿齊族和西里奧諾印第安人、孟加拉灣的安達曼島人、非洲赤道叢林的俾格米族以及秘魯的馬奇根加族。上述除了馬奇根加族會種植作物，其他都過著狩獵—采集生活。
　　隊群再發展下去，成員多達數百人，就變成另一種比較復雜的社會形態（也就是瑟維斯所謂的“部落”）。在部落當中，每一個人還能認識其他所有的人，但這已是極限。例如我在讀高中的時候，我們學校有200個學生，每個學生都說得出其他學生和老師的名字，但我太太就讀的高中有幾千個學生，那就不可能叫出所有人的名字。一個由幾百人組成的社會意味著其中有幾十個家庭，分屬幾個氏族，氏族之間互相聯姻。由于部落人數比隊群多，需要更多的食物，才能養活所有的人，因此部落的人通常是農民、牧民或者兼做農牧，但在自然資源特別豐足的環境中，也可能靠狩獵—采集生活（如日本的原住民阿伊努人和北美西北太平洋地區的印第安人）。部落通常定居于一地，住在田園、牧場或漁區附近的村落。然而中亞的游牧民族和其他部落民族則逐水草而居，也就是依季節變化遷移放牧。
　　從其他層面來看，部落和大型隊群依然有些相似之處。例如，每個人的地位大抵而言是平等的、沒有什么經濟分工、政治領導力薄弱、沒有官僚式組織，以及決策時多采用面對面溝通。我曾在新幾內亞村落看過好幾百人坐在地上一起開會，每個人都可發表自己的意見，大家最后達成一致。有些部落有所謂的“大人物”，但他們并非強勢的領導人，只是靠說服力和個性使人信服，而非借由權威使人臣服。例如本書第三章提到的，新幾內亞達尼族有個領導人叫古帖魯，族人表面上假裝服從古帖魯，最后還是和他唱反調，發動種族屠殺攻擊，破壞古帖魯及其政治盟友的關系。考古學家從某些地區的房舍和聚落遺跡發現部落組織至少可追溯到1.3萬年前。目前在新幾內亞和亞馬孫地區仍可看到原住民部落。本書討論的部落社會包括阿拉斯加的因紐特人、南美的雅諾馬莫印第安人、阿富汗的吉爾吉斯人、新不列顛島（巴布亞新幾內亞俾斯麥群島的主要島嶼）的高隆族（Kaulong），和新幾內亞的達尼族、達瑞比族（Daribi）與佛爾族。
　　部落組織變得復雜，即更上一層成為酋邦，多達數千人。由于人口眾多，可見經濟分工的雛形，糧食生產力高，也有儲存余糧的能力，得以供養不事農業生產的人口，如酋長及其親屬和官員。因此，酋邦人民已采用定居的生活形態，居住在村莊和小村子中，有儲存糧食之所，大多數人都從事糧食生產（農業和畜牧），只有幾個可食植物和獵物特別多的地區，人們仍可以狩獵—采集為生，如佛羅里達的卡魯薩印第安人和南加州海岸的丘馬什印第安人。
　　在一個人數多達數千人的社會，一個人不可能認識所有的人，這幾千個人也不可能一起面對面開會。因此，酋長將面對兩個新的問題。相比之下，人數較少的隊群或部落領導人就沒有這樣的問題。首先，同一個酋邦里的人必須想出一個得以互相辨識的辦法，以免被誤認為外來侵略者而慘遭迫害。因此，同樣的意識形態、政治和宗教的認同在酋邦中就成為辨識敵我的關鍵。這些思想通常來自地位崇高如神明的酋長。其次，酋長是大家公認的領導人，具有權威，有做決策以及運用武力的權力，而且必須想辦法保護酋邦的人民，讓他們不至于因為互不認識而自相殘殺。輔佐酋長的則是一般官員，沒有職責分工，即原始官僚，舉凡收稅、解決爭端及林林總總的行政事宜都在他們的職責之內，不像國家有稅吏、法官和餐廳衛生檢查員等。（在科學文獻中，由酋長領導的傳統社群皆精準地被稱為“酋邦”，但本書和大多數的通俗文章還是稱之為“部落”，如北美印第安部落其實是指酋邦。）
　　酋邦在經濟上有一個創新的做法，也就是所謂的“再分配經濟”：人民不直接交易，而是貢獻糧食和勞動力給酋長，再將其重新分配給為酋長服務的戰士、祭司和工匠等人。再分配就是最早的稅收制度，政治組織才得以運作。有些貢品也會分配給人民。酋長有照顧人民的責任，饑荒時就會發放糧食給人民。此外，為酋長興建石碑和灌溉溝渠等工程的人民也可分得食物。除了這些政治和經濟的創新做法，還出現了一種前所未有的狀態，即社會的不平等。部落常會分成好幾個支系，但在酋邦之中，只有酋長及其家族在社會這個金字塔組織的頂端，酋長的地位是世襲的，社會底層則是平民和奴隸，在酋長和奴隸之間，可能還有8個階層之多（如波利尼西亞的夏威夷原住民）。階級越高者，分配到的糧食、房屋、華服和裝飾品就越多。
　　我們可從考古學證據辨識酋邦，例如從石碑或是陪葬品和墳墓來辨認：有的墓穴陪葬品很多，有的則很少；有的墳墓很大，還有綠松石、祭祀的馬匹等奢侈品，有的很小、沒有裝飾。考古學家根據這些證據推論酋邦約興起于公元前5500年。在近代國家體制大興、掌控全球之前，酋邦遍布各地，包括波利尼西亞、撒哈拉以南非洲大部分地區、北美東部和西南的肥沃地區、中美和南美（墨西哥與安第斯國家控制的地區除外）。本書討論的酋邦包括在新幾內亞邁魯島和基里維納群島上的人民以及北美卡魯薩印第安人和丘馬什印第安人。酋邦約從公元前3400年開始，由于人口壓力漸增，不得不借由征服和吞并取得更多的資源，于是演變成國家。國家通常包含不同的族群，經濟分工更細，有層層的官僚組織、常駐軍隊，也走向城鎮化。這種種改變使國家這種社會形態逐漸普遍，至今已席卷全球。
　　如果社會科學家能乘坐時光機器回到公元前9000年的世界，他們將會發現地球上都是狩獵—采集族群，過著隊群的生活，有些可能已成部落。這些遠古的居民沒有金屬工具、書寫系統，也沒有中央集權政府或經濟分工。然而，如果這些社會學家接著回到15世紀考察，即歐洲人開始向外擴張之時，他們會發現整個澳大利亞大陸都是狩獵—采集族群，依然過著隊群或部落生活。但在這時，歐亞大陸、北非、印度尼西亞西部一些較大的島嶼、安第斯山脈的大部分地區，以及墨西哥、西非部分地區已分屬不同國家。在安第斯山區之外的南美洲、整個北美洲、新幾內亞、北極和太平洋島嶼則還有很多隊群、部落和酋邦。如今，除了南極，全世界各個地區幾乎都由國家管控。到了20世紀，唯有新幾內亞和亞馬孫盆地仍有為數龐大、不識國家為何物的化外之民。
　　由于人口數量增加、政治組織趨向復雜，加上精耕細作，人類社會逐漸由隊群發展為國家。除此之外，我們還可見到其他并行的趨勢，例如對金屬工具的倚賴漸增、科技的提升、經濟分工、書寫系統的發展、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以及戰爭和宗教的改變（詳見第三、四、九章的討論）。請注意，人類社會從隊群發展到國家，這樣的發展不是直線的，不是不可逆轉的，也不是所有的地區都是如此。以國家發展的趨勢而言，特別是人口漸增、中央集權、科技和武器的進步，這些都是國家得以征服傳統社群的主因。傳統社群的居民因此遭到奴役，甚至被驅逐或滅絕。到了現代，隊群和部落（如卡拉哈里沙漠的昆族、非洲赤道雨林區的俾格米族、亞馬孫盆地偏遠處的美洲原住民和新幾內亞的新幾內亞人）只能退居到難以到達、落后的地區。
　　為何在哥倫布1492年橫越大西洋之時，世界不同地區的人類社會形態有那么大的差異？有些族群（特別是歐亞人）在國家的政治體制下生活，已有書寫系統、金屬工具、精耕農業和常駐軍隊。相比之下，還有很多族群看不到上述文明發展的里程碑，像澳大利亞原住民、昆族、非洲的俾格米族，這些人仍然和公元前9000年的老祖宗過著一樣原始的生活。我們如何解釋這種驚人的地區差異？
　　過去很多人認為這種地區差異反映出不同族群智商、體格與職業道德的不同。現代還有不少人抱持這種看法。根據這種信念，歐洲人智商比較高、體格高大、認真進取，至于澳大利亞原住民、新幾內亞人和其他現代的隊群和部落則比較愚笨、原始，而且生性懶惰。其實，就上述體質差異，目前尚無可供參考的證據。如果以現代的隊群和部落科技落后、政治組織簡單、生活方式原始，斷言這些族群智能低下、體格不良、性格低劣，可謂一種荒誕的循環論證。
　　反之，要解開現代世界社會形態差異之謎，我們必須從地理環境的差異著手。我們已知，糧食生產的進步（農牧業之興）促使人口增加，形成政治集權和社會分層。然而，野生動植物能被改良或馴化，變成作物和家畜的物種實在不多。世界何其廣大，只有6個很小的地區擁有這些可被改良或馴化的物種。這些地區的居民因而得以贏在起跑點，糧食生產拔得頭籌，有余糧，人口逐漸增加，科技進步，進而形成國家政府的體制。正如我在以前出版的《槍炮、病菌與鋼鐵》（Guns, Germs, and Steel）一書中所論，這些差異可以解釋歐洲人的勢力為何得以擴張到全世界，也就是擁有住在新月沃土的地利，進而擁有最有價值且可以馴化或改良的野生動植物，至于昆族和澳大利亞原住民則沒有這樣的優勢。目前仍生活于傳統社群中的居民就體質而言其實與其他現代人無異，只是居住地區可供改良或馴化的動植物種類極少，否則也能過著現代化、舒適的生活。
　　
　　研究途徑、原因探究與數據源

我們在前文中從人口總數、人口密度、獲取食物的方式和環境角度有系統地討論傳統社群的差異。雖然我們可借此發現幾個比較顯著的趨勢，但如果我們以為可從物質條件來預測一個社會的情況，那就錯了。試以法、德兩國人民的文化和政治差異為例，顯然并非兩國地理環境的差異造成的。以全世界環境變化的標準來看，這兩國環境的差異并不明顯。
　　學者曾采用幾種研究方法來了解社會之間的差異。雖然每種研究方法都有助于了解某些差異，但難以用來解讀其他現象。第一種研究方法就是前面討論過的，從演化的角度切入，研究不同人口數量和人口密度的社會之間的重要差異，以及人口數量和人口密度差不多的社會有何共同特點，或是推論一個社會在變大或變小時會出現什么樣的轉變（有時則是通過直接觀察得到結論）。還有一個研究方法與演化研究相關，也就是從適應學派的角度切入，認為一個社會的某些特征是不斷適應的結果，使社會在一定情況（如特殊的物質條件、地理和社會環境，以及特定人口總數和人口密度）下更有效能。像是人口總數超過幾千人的社會必須有領導人，另外，為了供養領導人，大型社會必須具有生產余糧的能力。我們可從這種研究方法歸納出一些結論，也可從生存條件和環境的角度來解釋一個社會的變化。
　　第二種研究方法和前述恰恰相反，即認為每個社會都是獨一無二，有特殊的歷史，其文化信仰與做法大抵是獨立變量，不是受環境支配的結果。在無數的例子中，我要提出的是高隆族的一個習俗。高隆族也是本書將討論到的一個族群。這個例子非常極端、令人震撼，而且完全和當地的物質條件沒有任何關聯。高隆族住在新幾內亞東邊的新不列顛島南部河流流域，這個地區共有幾十個小規模的原住民族群。以前，如果一個高隆族男人死了，遺孀就會把她的兄弟叫來，要他們將自己勒死。因此，她不是被謀殺的，也不是族人強迫她去死。反之，這是耳濡目染的結果：所有的高隆族女人從小到大眼睜睜地看著妻子在丈夫死后尾隨而去，一旦自己成了寡婦，也就自然而然跟著走上這條黃泉路。寡婦的兄弟盡管不忍，也得完成這項莊嚴的任務。如果寡婦沒有兄弟，則囑托其子成全此事。她就這樣認命地坐在地上，由家人將她勒死。
　　沒有任何一個學者認為高隆族寡婦的殉夫有益于社會，此舉也無益于長遠的“基因利益”。研究自然環境的科學家也看不出高隆族寡婦殉夫對環境有何幫助。她們的死并不會使新不列顛島的南部優于北部、東部或西部。除了與高隆族為鄰的森森族（Sengseng），不管在新不列顛島還是新幾內亞，我都沒聽過其他族群有這樣的習俗。似乎高隆族寡婦這么做是一種獨特的歷史文化特質，只有在新不列顛島的那個區域才這么做，原因已不可考，最后或許會因為社會間的物競天擇而消除（例如，新不列顛島其他沒有這種習俗的社會比高隆族具有優勢），然而這種令人不解的做法還是流傳了很長一段時間，直到1957年之后與外界有了接觸，才在壓力之下廢除這樣的習俗。熟悉其他社會的人都可以想出諸如此類的習俗，只是不像高隆族寡婦殉夫那么極端。這樣的特質對社會沒有明顯的利益，甚至可能損害社會，而且顯然不是當地環境造成的。
　　第三種了解社會差異的途徑，是辨識分布范圍廣闊的文化信念或做法。某種文化信仰或習俗在一地流傳久遠，但是顯然與當地環境無關。我們熟悉的例子包括幾乎處處可見的一神教，以及歐洲的非聲調語言。與之對照的則是信仰多神教的地區，還有像中國及東南亞地區的聲調語言。雖然我們對每個地區宗教和語言的根源和發展已有相當的認識，我仍不解為何聲調語言在歐洲這樣的環境無法流行，也不知為何中國和東南亞不是適合一神教發展的沃土。到目前為止，我還找不到令人信服的答案。宗教、語言與其他文化信仰及習俗的傳播可能通過兩種途徑：一是在向外擴張的同時把文化帶過去，如歐洲人向美洲和澳大利亞殖民，不但使歐洲的語言外傳，也在當地建立歐洲式的社會；二是一地的人主動采納其他地區的文化信仰和習俗：如現代日本人穿西裝或美國人吃壽司，但西方人并未統治過日本，美國也不曾淪為日本的殖民地。
　　此外，有關問題的剖析，本書會不斷出現兩種解釋，一種是近因，另一種則是遠因。且讓我們想象下面的情境，以了解這兩種原因的區別：有對結婚20年的夫妻因婚姻瀕臨破裂而求助于心理治療師。治療師問道：“你們既然結婚20年了，為何突然想離婚？”丈夫說：“都是她造成的！她拿起一個很重的玻璃瓶痛擊我的臉。我怎么能跟這種女人一起生活？”妻子承認她出手打人，這是兩人婚姻破裂的“原因”（即“近因”）。然而治療師知道無風不起浪，如果婚姻美滿，應該很少會出現這樣的暴力攻擊事件，于是探詢更深一層的原因。妻子說：“他一再出軌，我忍無可忍，才拿起玻璃瓶打他。他的外遇就是我們婚姻破裂‘真正的原因’（即‘遠因’）。”丈夫承認他的確有外遇，但治療師想知道為什么他會去找其他女人。如果一個男人婚姻美滿，應該不會想要出軌。丈夫說：“我老婆是個冷漠、自私的女人。我和任何正常的男人一樣需要愛情與慰藉，而她不能給我，我只好去找其他女人了。這就是我們婚姻破裂最根本的原因。”
　　如果這對夫妻接受長期治療，治療師則會深入探究妻子的成長過程，看是什么原因導致她變成一個冷漠、自私的人（如丈夫的指控為真）。但就治療師已經知道的情況，大多數的因果關系包含多個原因鏈，環環相扣，有些是近因，有些則是遠因。我們將在本書中碰到很多這樣的原因鏈。例如，部落戰爭（見第四章）的近因或許是一個部落的甲從另一個部落的乙那里偷了一頭豬。但甲說，這頭豬是乙欠他的（乙的表哥向甲的父親買豬，豬到手了，卻沒付錢）。至于部落戰爭的遠因則是旱災、資源匱乏和人口壓力，兩個部落都沒有足夠的豬供給族人。
　　以上就是學者研究人類社會差異的幾個比較普遍的方法。至于學者如何得知傳統社群的情況，一般而言我們的數據源大致可分為四大類，每一類都有其優缺點。第一類是本書最重要的數據源，也就是由受過訓練的社會學家或生物學家深入傳統社群探訪，或和當地人共同生活，以研究某個主題。然而科學家如果要進入這樣的社會，必須等到當地的原住民族群已被某個國家征服或控制之后，也就是已受“安撫教化”，才得以前往，或是該傳統社群因外來傳染病的傳入，人數變得很少，不會攻擊外人。主要是這樣的社會因遭外敵或傳染病的入侵，已和過去的情況大不相同。
　　第二類來自采訪當地不識字的原住民，利用口述歷史重建幾個世代之前的社會樣貌，梳理傳統社群在現代的改變。第三類和利用口述歷史重建的目的相同，希望建構傳統社群在現代科學家造訪前的原始面貌，然而做法不同，也就是通過探險家、商人、政府派駐到當地的巡邏官和通曉當地語言的傳教士等人的描述，來了解西方人和傳統社群初次接觸的情況。雖然這些描述或史料可能雜亂無章、數量不多，也不如科學家的田野調查報告那樣嚴謹，但優點是這些描述呈現的是部落社會的原始面貌，而非西方勢力入侵后的樣子。第四類是，如果要研究沒有書寫系統且未與西方觀察者接觸過的古老社會，那就只有一個方式，也就是通過考古挖掘。我們可借此重建一個未與現代社會接觸或受其影響的文化，缺點是無法探究一些細節（如人名或動機），也不一定能以考古遺址出土的文物推斷當時的社會情況。
　　
　　一本主題宏大的小書

本書主題希望涵蓋人類文化所有層面，以及近1.1萬年在地球上出現的所有族群。然而，鑒于主題龐大，如要面面俱到，此書恐將厚達2 397頁——這么厚的書大概沒有人想讀。因此，我只能挑選一些主題和社會來討論，以利閱讀。我希望能引發讀者對本書沒涉及的主題和社會產生興趣，進而閱讀其他杰作。
　　至于本書主題，我選擇了9個，分11個章節進行討論，希望能從不同的角度了解傳統社群。其中有兩個主題——面對危險與養兒育女之道，我們可參考傳統社群的做法，運用在自己的生活中。我曾深入傳統社群，與當地人一起生活，就這兩個層面而言，我個人的生活方式和決定已深受那些傳統社群的影響。
　　另外三個主題，即如何對待老年人、語言與多種語言的使用以及有益健康的生活方式，傳統社群也有一些可供我們借鑒之處，不但可供個人參考，而且是我們的社會在制定政策時可借鑒的對象。至于和平解決爭端這個主題，比起個人，對社會整體而言應該更具參考價值。就書中探討的主題而言，我們必須了解一件事：學習或采用另一個社會的做法并不簡單。例如，你很欣賞某個傳統社群養兒育女的做法，因此打算采用這一方法教育自己的孩子，你將發現在現代社會環境中此舉可謂困難重重。
　　至于宗教，我想沒有任何人或社會因為本書的討論（第九章）而信仰某個部落的宗教。然而，我想大多數人在一生中的某個階段都曾思索宗教的問題。凡是正在思索這個問題的讀者，應該有興趣了解在人類史上宗教對不同社會的意義。最后，我們可從關于戰爭那兩個章節了解傳統社群的做法，進而明了國家這種政治體制帶給我們的益處。（這個主題其實非常復雜，請勿因為廣島原子彈爆炸事件或陣地戰而大動肝火，也別對戰爭抱有成見，認為國家戰爭不可能有任何益處。）
　　當然，本書難免遺漏許多對人類社會研究而言非常重要的主題，如藝術、認知、合作行為、烹飪、舞蹈、兩性關系、親屬體系、語言對知覺和思考的影響（如薩丕爾—沃爾夫假設）、文學、婚姻、音樂和性行為。我必須再度說明，本書實難呈現人類社會的全貌，只能選擇幾個主題來論述。至于其他主題，請參看其他專著的討論。
　　至于本書所討論的社會，同樣因篇幅有限無法納入全世界的小型傳統社群。我決定把重點放在以小型農業或狩獵—采集為生的隊群或部落，而非酋邦或早期的國家，因為以前的社會與我們的現代社會差距較大，對比鮮明，我們也能從中學到比較多的東西。我在書中引用的例子多來自幾十個傳統社群（見圖1~圖12）。我希望讀者能以這些例子和描述建構出一個完整而細致入微的圖像，以了解一個社會的不同層面如何兼容，如養兒育女之道、如何對待老年人、如何面對危險和解決爭端。
　　有些讀者也許會覺得本書的例子偏重新幾內亞及鄰近的太平洋島嶼。這是因為這個區域是我最熟悉的，我花最多的時間研究這個地方。另一個原因是新幾內亞呈現的人類文化極其多樣。全世界約有7 000種語言，新幾內亞即有
　　1 000種語言。在這里看得到最多的傳統社群，即使到了現代，這些社群依然不受國家政府的管控，直到最近才受到這種現代政體的影響。新幾內亞人仍過著原始、傳統的生活，如狩獵—采集、航海、將低地的西米推廣到高地種植，社群人數少則幾十人，最多則可達20萬人。同時，本書也會深入討論其他學者對各大陸人類社會的觀察。
　　
　　本書概覽

本書共分為5部分，包含11個章節和尾聲。第一部分只有第一章。我在這一章為后面章節的發展架設舞臺，解釋傳統社群如何劃分地盤——像現代國家劃定清楚的界線，互不侵犯，或是采取比較有彈性、互惠的做法，如相鄰的社群基于某種目的讓對方使用自己的土地。無論如何，傳統社群的人并沒有到任何一個地方的自由。他們見到的人可分為三種：第一種是親友，第二種是敵人，這兩種人都是他們認識或可辨識的人，第三種則是不認識的陌生人（這種人很可能被視為敵人）。一般而言，傳統社群的人只知道自己的家鄉，對遙遠的地方一無所知。
　　第二部分包含三個論述如何解決爭端的章節。在沒有中央政治及司法機關的管制下，傳統小型社群只能用兩種方式解決爭端，與現代社會相比，一種方法較為和平，另一種則較為暴力。我在第二章以一個新幾內亞的孩子意外被巴士撞死的事件作為例子來解說，孩子的父母和肇事司機及其同事在幾天之內即達成和解，談妥補償的條件。這種補償的目的并非斷定誰是誰非，而是使小型社群的人得以和平相處，畢竟日后大家還會不斷碰面。與傳統社群這種解決爭端的方法相比，現代社會的法律審理過程費時，原告和被告雙方有如仇人，日后也不會再碰面，訴訟的目的則是判定誰是誰非，而不是修補社群的人際關系。此外，國家有自己的利益考慮，不一定和受害者休戚與共。雖然對國家而言，司法體系是必要的，傳統社群解決爭端的某些做法或許值得我們借鑒。
　　如果小型社群的爭端無法和平解決，由于沒有司法的干預，可能演變成暴力事件或戰爭。在沒有強勢政治人物領導的情況下，加上每個人都可動武，為了復仇，冤冤相報，最后就會陷入不斷殺戮的惡性循環。我將在簡短的第三章中，以新幾內亞高地西部達尼族之間的爭斗說明傳統社群的戰爭。在篇幅較長的第四章則描述世界各地傳統社群的戰事，以了解他們的沖突和廝殺是否符合“戰爭”的定義，并探討為何傳統社群交戰死亡率會出奇的高，他們的戰爭和國家的戰爭又有什么不同，以及為什么某些族群特別好戰。
　　本書第三部分有兩章，討論的是人生的兩端：童年（第五章）與老年（第六章）。傳統社群養兒育女的方式非常多元，比起現代社會，有的更為嚴厲，有的則更放任。然而，我們可從調查研究傳統社群發現有幾個主題經常出現。無可諱言，傳統社群有些做法令人毛骨悚然，但是有些還是讓讀者贊賞，讓人思索是否有可能學習他們的做法。
　　至于對待老年人的做法（第六章），有些傳統社群特別是居無定所或是生存環境惡劣的，在不得已之下，被迫拋棄老人或殺害他們。然而，還有一些傳統社群的老人甚至比大多數西方社會的老人過得更好。會有這樣的差別有幾個因素，包括環境條件、老年人是否有權力、能否發揮長處以及社會的價值觀和規則。在現代社會，由于人類平均壽命大大增長、老人對社會的用處減少，老人的悲劇與日俱增。這方面也許我們可向一些傳統社群學習，看如何讓我們的老年人過得更好、更有尊嚴。
　　第四部分包含兩個章節，討論的是危險和對危險的反應。一開始（第七章），我先描述我在新幾內亞三度陷入險境的經過。當地的朋友教我如何面對這樣的危險。我很欣賞這些傳統社群面對危險的態度，并稱之為“有益的神經質”。傳統社群認為很多小事或小小的征兆雖然不見得會帶來大災難，但在人的一生也許會出現幾千次，如果不予理會，最后還是可能會有很大的傷害，甚至會因此送命。他們認為很多“事故”不是隨機出現，也不是運氣不好才會碰上，而是事出必有因，因此我們必須隨時提高警惕。第八章描述的是傳統社群會碰到的幾種危險，以及他們應對的方式。與傳統社群相比，現代社會的人對危險的感知和反應都不夠理性。
　　最后的第五部分則有三個章節，分別論及有關人類生活的三個主題，即宗教、語言多樣性和健康。第九章討論的是宗教這種獨特的人類現象。這章會緊接在第七、八兩章討論危險的章節之后，是因為危險也許和宗教的起源有關。宗教信仰非常普遍，幾乎可見于每一個人類社群，這意味宗教具備可滿足人類所需的某些功能。然而，隨著人類社會的演化，宗教的功能也有了改變。我們不禁好奇，在未來的幾十年，宗教有哪些功能可能會變得更強大。
　　語言（第十章）也是人類獨有的能力。所謂人之異于禽獸者幾希，語言就是其中之一。以大多數小型狩獵—采集社群而言，一種語言平均使用人數只有數百到數千人，在這種社群中，其實有不少人經常使用兩種或多種語言。現代美國人常認為多種語言會阻礙兒童語言學習并使移民不易同化，因而不鼓勵多種語言的學習。然而，根據最近的研究，學習多種語言的人對獲取畢生的認知能力是有幫助的。無論如何，從今日的語言發展趨勢來看，語言消失的速度很快，不到100年，世界上95%的語言將消失。這個結果是好是壞，就像多語主義一樣有許多爭議：雖然不少人贊成這個世界只剩幾種普及的語言，仍然有一些人指出語言多樣性可為社會和個人帶來好處。
　　最后一章（第十一章）討論的主題與今天的每一個人息息相關。現代社會的居民常見死因不是傳染病，而是糖尿病、高血壓、中風、心肌梗死、癌癥等。反之，傳統社群的人以前則很少得這些病，甚至沒聽過這些疾病。直到近一二十年，傳統社群受到西方社會生活形態的影響，才開始得這些病。顯然，西方社會生活形態具有導致這些疾病的風險因子，如果我們設法減少這些風險因子，也許就有可能避免死于上述常見于現代社會的疾病。我將以高血壓和2型糖尿病為例，對傳統社群的生活形態而言，這兩種疾病的基因也許是有好處的，然而對過著西方社會生活的人卻可能變成健康的殺手。基于這樣的事實，很多人決心調整生活形態，因此能延年益壽、提高生活質量。如果我們死于這樣的疾病，其實是我們自找的。
　　本書從位于巴布亞新幾內亞的莫爾茲比港機場出發，在尾聲回到洛杉磯機場。我在巴布亞新幾內亞待了幾個月，直到飛機降落在洛杉磯機場，我的心還在新幾內亞，之后才慢慢回過神來，知道自己回到家了。盡管洛杉磯和新幾內亞叢林有著天壤之別，昨日世界的種種并未消失，仍在我們的身體、我們的社會中。人類社會的大轉變始于1.1萬年前，但就新幾內亞人口最稠密的地區而言，在幾十年前才開始有了改變，至于新幾內亞和亞馬孫盆地少數仍未與外界接觸的蠻荒之地，則和遠古一樣，幾乎沒有任何改變。對我們這些在現代社會成長、生活的人來說，總把今日便利、舒適的生活形態視為理所當然，即使有機會到傳統社群生活的地區旅行，也只是走馬觀花，除了一些刻板印象，難以看出傳統社群與現代社會的根本差異。為了了解這些差異，我在書中列舉一些朋友的體驗。這些人有的是美國人，有的則是新幾內亞人或非洲人，他們在傳統社群成長，直到青少年或成年之后才到西方社會定居。我的朋友梅格·泰勒夫人（Meg Taylor）就是這樣的一個人，她在新幾內亞高地長大，因身為巴布亞新幾內亞駐美大使和世界銀行副總裁在美國待了很多年。
　　我們可從傳統社群的生活看到人類幾千年來自然實驗的痕跡。這些實驗都是不可能重復的。我們無法將今天的社會重新設計，幾十年后再來觀察有什么樣的結果。我們只能觀察已經實驗過的社群，并學習他們的經驗。當然傳統社群不見得樣樣都可做我們的模范，看到不好的地方，也許我們該慶幸我們的社會沒有這樣的缺點。至于讓我們羨慕的方面，我們也許可以好好想想如何效仿。例如西方社會公共衛生進步、免于傳染病威脅則是我們可引以為傲的，但就爭端的解決、兒童教養、如何對待老年人、對危險的警覺和多種語言的使用等方面，傳統社群都有值得我們學習之處。
　　傳統社群的生活方式常令我有大開眼界之感。我希望借由本書與各位讀者分享這種感動。除了感動，各位也可以想想，他們既然做得到，我們不妨也試試看，說不定個人甚至整個社會都能獲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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