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卓元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當前，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改革開放進入“深水區”，而全面深化改革的前景、目標及其限制都已相當明確，因此頂層設計以及之后的頂層推動和實施尤為重要。張卓元先生在其新書《中國改革頂層設計》中，對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的頂層設計、頂層推動進行了比較全面而深刻的闡述，一方面彌補了官方文件及其解釋讀本的很多不足，另一方面能夠使人們對于中國當今這個時代、對于全面深化改革有更加清晰系統的認識，從而有助于最大限度地凝聚社會共識、形成改革合力。

　　作為最近20年來中國重要經濟改革制定的見證者，張卓元先后參與了十余次黨和國家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如中共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報告和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以及最近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等。可以說，作者的許多主張轉化為當代中國經濟改革的現實邏輯，而這些凝結著全黨智慧的綱領性文件更稱得上是頂層設計。

　　但是，由于現實問題的復雜性，一些很好的頂層設計卻難以完全落地，造成改革的實際境地非常尷尬。作者也承認這一點，“2003年以后，中國經濟改革同頭25年相比有所放慢，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2012年。改革放緩累積了大量的問題，亟待解決……雖然2003年中央已做出了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決定，但由于此后落實情況不是很好，加上‘大干快上’思維，以及為應對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而推出4萬億元投資刺激計劃，使國民經濟原本已存在的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問題更加突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實現經濟轉型，顯得更加刻不容緩，而這又主要靠深化改革才能從根本上解決上述長期積累的難題。”

　　這也反映出，深化改革越是強調頂層設計的時候，現實的問題也越超出局部而陷于復雜的泥淖，同時更需要來自最高層強有力的推動和實施。作者直言，中國經濟已經發展到了一定的瓶頸期，經濟轉型任務迫切。能否實現經濟轉型及成功打造中國經濟的升級版，將決定未來的改革和發展之路能否成功。壟斷行業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政府職能轉變改革、中央和地方財政管理體制改革、生產要素和資源產品價格市場化改革等涉及重大利益調整，困難和阻力比較大，不是一年、兩年就能完成的。只有加強頂層設計，做好總體規劃，然后自上而下強力推動，才能取得實質性進展。

　　然而，我們需要關心的一個重大問題是，中國是否會因為有了頂層設計和頂層推動而有幸再一次逃脫“致命的自負”。科斯曾經指出，中國改革更為卓著的特征是，為了挽救社會主義而進行的改革，卻在不經意間為中國帶來了市場經濟。他對“邊緣革命”的強調表明，上個世紀80年代中國市場化經濟轉型主要是由非國營經濟引導的，而國家引導的改革并沒有成功拯救失去活力的國營經濟。也正由此引申出，中國能有幸逃脫致命的自負僅僅是一個偶然。他更直指，中國市場經濟最嚴重的缺陷莫過于自由思想市場的缺位而險象叢生。“中國政府始終強調要解放思想，但沒有什么比活躍的思想市場更能解放人們的思想。在以知識為主要推動力的現代經濟里，沒有什么比思想市場更能影響人力資本市場的質量和表現。一個生機勃勃的思想市場不僅是取得學術成就的必要條件，也是一個開放社會與自由經濟不可或缺的道德與知識的基石；如果沒有思想市場，人類智慧的偉大多樣性也會枯萎。”

　　作為著名經濟學家和政府智囊，作為經歷中國改革前后兩種經濟體制的過來人，張卓元對于科斯注意到的問題一定富有洞見。也許是作者的個性和經歷使然，他在書中提出問題時盡管亦有實據，但在具體落筆時則少見鋒芒，并且在論證時非常注重政策文本的闡釋，語言范式偏于官方表達。此外，也少了許多人本以為會有的高層決策內幕故事，這在一定程度減少了趣味性。不過，我們對此不能求全責備，如果觸類旁通未嘗不能相悅以解。在某種程度上來說，他的視角就是高層的視角，他的遠見就是高層的遠見，這也許是本書最大價值。當然，我們也不必耳提面命迷信官說。羅素曾在接受采訪時，對一千年后的人們說一句話，他的回答是“不要放棄對真理的追求”。無論改革者還是關注改革的人們，我們都不要把個人的嗜好和經驗當作真理，永遠不要放棄對真理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