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摩根士丹利亞洲區前主席、現任耶魯大學全球事務與管理學院高級研究員史蒂芬·羅奇看來，中美兩國今天的經濟關系，就像是一種相互間過度依賴的“婚姻關系”，這給雙方帶來的摩擦會導致令人擔心的結果。據此判斷，他在新著《失衡：后經濟危機時代的再平衡》中提出，后經濟危機時代，主題自然就是中美之間的再平衡，即中美應建立起一種建設性的互相依賴的關系，雙方不過度依賴對方，各自保持身份獨立并在這種關系中滿足各自的需求，實現互利共贏，他將其命名為“共同依賴”。
據史蒂芬·羅奇的索解，中美經濟現在的拉鋸關系，肇始于20世紀80年代，中國從美國的外部需求考慮，制定了強有力的出口導向型增長策略；美國則青睞中國的廉價商品、儲蓄盈余，并且需要中國購買美國的國債以彌補其巨額財政赤字。隨之而來的失衡，一方面是中國的出口高增長直接導致了對資源的過度需求，造成了環境的退化、令人窒息的污染、儲蓄泛濫、巨大的經常賬戶盈余，而中國的消費者仍在局外旁觀；另一方面是美國過度的個人消費，國內儲蓄總量的空前短缺與經常賬戶的赤字。于是，雙方的經濟摩擦漸次升級，并對由此造成的經濟災難相互指責。
問題是，相互依賴關系之間固有的不穩定性，只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不斷惡化。美國始終堅持為了增長而增長的思想導向，不得不嚴重依賴資產和信貸危機泡沫維持虛假繁榮；中國則利用美國的增長作為自身發展策略的支持，將美國不斷增長的需求視作理所當然。盡管中美雙方實際上都認識到了這一點，奧巴馬政府遂有“再工業化”的政府戰略，中國則在2007年由時任總理溫家寶首次指出，中美兩國在如此狀態下的經濟交流是不可持續的，由此開始尋求新的經濟增長模式。然而，路徑依賴使得再平衡之路崎嶇而曲折，美國至今也只是在口頭上推行“購買美國貨運動”和“促進制造業”，再工業化還缺乏微觀機理；中國也還在繼續尋找新的出口空間。
2013年中國服務業占GDP的比重達到46%，首次超過第二產業44%的比重，史蒂芬·羅奇將此視作中國在通往再平衡道路上的關鍵里程碑。據此，他認為中國去年以來的經濟增長放緩，并不是由房地產泡沫危局、債務密集型增長的去杠桿化、銀行業危機的陰影而帶來的意外事件，而是經過深思熟慮的，由中國自覺轉向由服務密集型為導向的增長，并以此作為再平衡路線的發展核心的自然結果。而對美國來說，一個在經濟發展視“看不見的手”為金科玉律的國家，戰略規劃不大可行，6年來可以說奧巴馬政府幾乎沒有做成任何一件事情。而更糟糕的日子可能還在后面，因為中國的消費崛起必然帶來儲蓄率降低，國際收支經常賬戶盈余也會減少，對美國國債以及其他美元基礎的資產的需求也必將隨之削減。
一方已開始通往明天的輕松、潔凈、綠色并可持續的經濟道路，另一方卻還沉浸在昨日的世界不愿自拔，但目的卻是共同的“再平衡”，其復雜性大大增添了建立中美建設性經濟共同依賴關系的難度。更重要的是，在歷史上的重大時刻，經濟力量的重新組合始終都與軍事力量轉變和地緣政治穩定有關。史蒂芬·羅奇在書中引用了美國歷史學家保羅·肯尼迪在《大國的興衰》的結論，“大國的崛起和滅亡都折射出這樣的結構調整”，對中美間的再平衡表示了宿命的憂慮：“美國強大的軍事力量和衰退的國內經濟基礎所折射出的失衡，實際上十分符合肯尼迪筆下16世紀早期歐洲王朝的模式。”所以，他斷言“中美之間的相互依賴正在進入一個日趨不穩的階段。”
經濟力量的重新組合，必然帶來地區和世界領導權的轉移。但縱觀人類過往500年的歷史，成功的轉移基本上都發生在“領導者—利益相關者”之間，而“霸權—競爭者”之間的博弈，往往以競爭者的落敗而告終。而且，世界領導權的轉移并不能一蹴而就，被稱為“軟實力”之父的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院長約瑟夫·奈就曾提醒過：“羅馬在從權勢巔峰跌落后，仍能保持其支配地位達300年之久。”旁觀者清，當局者迷。盡管羅奇在《失衡》中認為，中美最終尋求的都是避免走向“預言自證式沖突”，但美國的基調是“合作性平衡”，中國的基調則是“新型大國關系”。無論如何，這都需要高超的平衡術和極強的自我克制。
按羅奇的分析邏輯，“以美國為代表的資產膨脹型過度消費模式”和“以中國為代表的過剩生產型增長模式”導致了當下全球的經濟失衡，但經濟失衡卻并非只發生在中美之間，而凡處于不健康的相互依賴關系中，伙伴之間都傾向于讓對方為自己造成的問題負責，在彼此將責任推向對方的同時，也都必然為了尋求支撐這一失衡體系而抱團取暖。美國的努力，是試圖建立環大西洋(9.46,
-0.01,
-0.11%)的TTIP和環太平洋的TPP布局；中國則在尋求“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的突破。而他在書中堅持認為：“如果中國和美國能夠商定一個基于規則的市場準入框架，就將為更廣闊的貿易自由化奠定基礎”，因此，“美國把中國排除在TPP以外將是一個錯誤”。
中美經濟的再平衡勢所必然，現在的問題是，再平衡將走向何方？我國央行行長周小川曾經分析了中美再平衡的六種情景：美國家庭儲蓄和總儲蓄率上升，中國居民消費也在上升，全球不平衡得到校正；美國家庭儲蓄率上升，不需要那么多中國出口產品，中國將更顯產能過剩，進入低增長階段；美國家庭儲蓄率上升，中國居民消費有所提高但幅度不夠，同時城鎮化投資增加，過剩儲蓄下降；美國家庭儲蓄率上升，同時中國通過“走出去”投資，向其他發展中國家轉移部分產能；美國總儲蓄率提高并不順利，而中國調整較為順利，部分產能轉移出去；雙方的調整都不成功，國際經濟不平衡格局還將持續，貿易保護主義會越來越嚴重。
如何實現中美長期穩定的共存與發展，是21世紀所面臨的關鍵問題。作為美國人的史蒂芬·羅奇，在這本《失衡》中看似對中國給予了不少贊揚，對美國發出了強烈批評。應該說，羅奇的“再平衡”論確實有助于我們從另一視角理解中美經濟關系的獨特性和復雜性，但我們切不可被“糖衣炮彈”所迷惑。如果將2008年金融危機的本質歸結為經濟增長方式的調整，我們就需對史蒂芬·羅奇的立論基礎多加幾個問號了。當然，有一點毋庸置疑，歷史經驗證明，調整全球經濟的增長方式，必須建立在制度創新或技術創新的基礎上。所以，無論從哪個角度看，中國的再平衡之路，至少還應有史蒂芬·羅奇之外更廣闊的視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