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軍洛 出版：東方出版社

    劉軍洛是近年來活躍在主流經濟圈之外的民間著名經濟學家，也是我國內地重建證券市場后的第一批股民。對于國際經濟走勢與中國經濟未來有著諸多獨到見解，曾經出版的《即將來臨的第三次世界大蕭條》、《被綁架的中國經濟》、《歐元巴別塔—黃金套利中國》等著述，以其直率的分析和被證實的預言在讀者中引起強烈反響。在新著《中國式金融魅影：地方債的危機與救贖》中，劉軍洛把研究關注點轉向了地方債這個熱點。地方債到底有多大的危機，該如何救贖？早已成了全社會格外關心的焦點。而如何看待地方債，如何厘清地方債、地方政府與市場經濟三者之間的關系，不僅考驗著經濟學家們的智慧，同時對社會治理提出了挑戰。

    地方債務、地產泡沫和影子銀行一直被視為中國經濟的三大風險。對地方債的爭論集中在地方債規模和風險到底有多大？根據2011年6月審計署發布的《全國地方政府性債務審計結果》，截至2010年底，全國地方政府性債務余額10.7萬億元。而2014年最新數據統計則認為，我國各級政府的負債在15萬億到18萬億左右。

    所謂地方債，簡單來講，就是省級、市級、縣級、鄉鎮級、村級政府的所欠的債務。地方債不是新事物，古今中外都有。不僅僅是中國，世界各國和地區的地方政府都會背負債務，尤其是在金融高度流通、商品經濟飛速發展的當前，地方債就如同大雪球，越滾越大。環視當今世界，欠地方債最多的是美國聯邦政府，2013年曾因兩黨未能就提升公共債務上限達成一致，聯邦政府甚至一度關張。

    中國在由農村自然經濟向城鎮工商經濟、鄉土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的過程當中，地方政府為了加快發展，一般會采取多種方式融資，搭建經濟發展的基礎平臺。追溯這個歷史過程，劉軍洛描述了我國地方債的主要構成：地方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地方政府負有擔保責任的債務和地方政府其他相關債務。由此也不難看出，地方債的“債權人”主要是由銀行、地方債券持有者和其他單位個人組成。無可爭辯的是，銀行是最大的金融機器，控制著金融命脈，同時也是地方債的最大債權人。依據本書第八章“正確對待地方債，否則或將引發世界大動蕩”中提供的數據，在2010年底的地方債中，銀行貸款占79%，而截至2012年年底，全國地方債中，銀行貸款占78%。

    面對如此高額的地方債，出現了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就是以劉軍洛為代表的學者認為，如果地方債欠債太多，則會引發失業狂潮、地方經濟建設會陷入萬劫不復的險境。另一種觀點則相對樂觀，認為我國目前的地方債務風險“總體可控”，其根據是無論從債務率還是負債率看都低于國際警戒線。

    筆者認為，地方債風險不能掉以輕心，更不能盲目樂觀。這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原因。首先，產生地方巨額債務的機制并未真正打破。源于追求政績的沖動和融資渠道的限制，地方政府組建了數千個大大小小的平臺公司，依靠信貸、發債和政信合作大規模融資。地方債如同一個深不見底的深淵。有相當規模的地方債用于大型基礎設施建設，其現金流很顯然沒有還本付息的能力，更令人擔憂的是，這些工程仍需要源源不斷的后續資金投入，甚至借新債只為還舊債。

    很長時間以來，政府集中負債投資建設，似乎成為各地的常態。與高負債率的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地方債的風險主要是在管理的機制和體制上。相比較而言，主要有兩方面的不同。一是在債務資金的分配和使用方面。發達國家的每一筆資金都要經過政府職能部門嚴格把關，議會的嚴格審查，一旦發現違規就要受到制約，并迅速整改。而在我國，債務資金完全由投融資平臺公司和部門獨立的使用，既不需要人大審批，又可不經過政府的同意，致使這些債務幾乎游離于人大和政府職能部門的監督之外。

    其次，在債務的償還與風險防范方面，發達國家都必須建立來源可靠的償還基金，否則議會就可以禁止政府負債，并責成在規定時間內償清債務。而在我國絕大多數地方迄今都還沒能建立起債務償還基金，也沒有建立完善的債務風險防范機制，結果地方政府只能不斷以發新債來還舊債，債務越還越多，風險也越聚越大。

    地方債居高不下，有多方面盤根錯節的原因，非常復雜。但在筆者看來，終極原因其實只有一個，那就是部分地方領導干部的政績觀出現了偏差，片面追求經濟增長，盲目舉債發展。“超常規發展”思路，成了某些領導干部謀取政績的幌子。在很多三、四線城市，經濟規模不大、人口不多、資源有限，但主政者卻違背了經濟發展的規律大搞形象工程，投入大量的財力物力改造城市。在西部某些小城鎮，脫離了地方實際大興土木蓋起來的新樓，大量空置，壯觀氣派的大街上車輛行人稀少，成了一大奇觀。

    如何有效化解地方債危機？筆者認為，首先是要把地方債作為評價領導干部任期經濟責任履行情況和考核任用的重要依據，納入領導干部問責范圍，強化責任追究制度，防止出現以盲目舉債搞“政績工程”、“新官不理舊賬”等問題。當然，地方債問題，歸根結底是土地財政的問題，根本解決之道還在于經濟轉型。其次是要把短期應對措施和長期制度建設結合起來，做好化解地方政府性債務風險各項工作。再次是加強源頭規范，把地方政府性債務分門別類納入全口徑預算管理，嚴格政府舉債程序。然后是明確責任落實，各地要對本地區地方政府性債務負責任。最后是強化教育和考核，從思想上糾正不正確的政績導向。只有建立起制約地方政府行為的各類長期制度，地方債問題才有可能得到妥善解決。

    市政建設、土地收儲、交通運輸、保障民生、農林水利、生態建設等基礎性、公益性項目都需要大量的經濟投入。劉軍洛在《中國式金融魅影：地方債的危機與救贖》中認為，化解地方債的危機，不能總是在金融圈里打轉轉，更關鍵的是要調整發展思路，地方在償還地方債的過程中，不能把賭注放在土地財政上。其實現在很多事實已經表明，房地產帶動地方經濟發展的模式并不是靈丹妙藥，其凸顯出來的泡沫經濟現象要引起足夠的警覺。筆者認為，化解地方債危機，從長遠來看，還要從各地經濟發展現狀著手，在制造業與實體經濟方面大做文章。只有以真正的實干精神為先導，遵循經濟發展規律，才能為未來交上合格的答卷。